仰头数星星：儿童院孤寂的日子

　　人们往往记不住平静的时光，但不会忘记恐惧的日子。在艰难的环境里，只有顽强才能活下来，而活下来才会有希望。

　　我又回到了国际儿童院，过着集体的食宿生活，周末也不能回家了。

　　白天，我和小朋友一起，读书、画画、劳动，有时候大家做做游戏；晚上，躺在床上我就会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被强行架走时的孤立无援，想我们四个人的欢乐之家。想起那阴冷的太平间副室。

　　可是，母亲在哪里呢？我真希望战争快快结束，和平快点到来。

　　孤苦伶仃地，有时我就靠在窗前数星星。

　　深奥的夜空。星星一闪一闪，汇成璀璨的银河，可是有谁架起桥梁，让我和母亲相聚，让我再见到两个哥哥？是哪个童话故事里讲的：你对星星说心愿，它会倾听你的呼唤，心诚必定能如愿？还说：数着星星想母亲，梦中她就亲亲你？我等待着梦的实现 。

　　最先来的是岸青哥哥，给我带来他省下的糖果，我们一起说话一起玩 。二哥还看我的作业本，了解我的功课好不好。然后，他又得赶回学校去。以后，有长假期的时候，岸青哥哥就会来看我。

　　这天，岸英哥哥意外地来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告捷后，苏军开始大反攻。已经成为联共（布）党员的岸英哥哥被获准参战，他在坦克部队里担任连指导员。出征前，哥哥来看我。他把开慧妈妈留给他们的《革命课本》交给我，让我练写中国字，而且要先写好“为祖国、为国际、为人类、为正义”12个字。他说：“我一定胜利回来！”说完，拥抱我一下就大步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由衷地感到我的哥哥真英武。后来听说，哥哥所在的坦克部队攻克了柏林，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说：“谢廖沙（哥哥在苏联的名字），你这位毛泽东的儿子很勇敢！”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中国字没练好，图画却画得不错。我给母亲画了许多画，可是没法往她那儿送。自从被强行与母亲分开，不觉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创伤不仅是环境的、肉体的，还是精神和心理的，你会记一辈子。像我们这样能在儿童院里的，尚不至于流离失所，那些家破人亡的流浪儿，黑夜里佝偻着小小身体，猫儿似的，就更是今儿不知明儿了。

　　岸青哥哥又看我来了。

　　我们在礼堂里玩着，哥哥说我长高了，像个小姑娘家了。

　　可不是吗！我快满七岁了。谈笑间，哥哥指着墙上挂着的领袖照片问我：“娇娇，你知道他们是哪国的领袖吗？”

　　“知道。老师给我们讲过，有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朱德。”我回答哥哥。

　　“那，你说说他是谁？”哥哥指着毛泽东的照片又问。

　　“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我自然不会被哥哥难倒。

　　“可是你知道吗？他还是我们的爸爸……”哥哥挺认真地告诉我。我惊讶极了，他的话还没有落音，我就急急忙忙地打断道：“哥哥你别瞎说。他不是我们的爸爸……”

　　“是。他就是我们的爸爸， 是他送我们来这里学习的。” 哥哥肯定地说。

　　“不。我没有爸爸。我只有妈妈。”我还是不相信，继续与哥哥理论。我想假如我有父亲，这么些年，怎么没人说起？也没有一点音信？我担心哥哥弄错了，这可不是小事！

　　如果问问母亲，不就清楚了吗？可是母亲被关在医院里，一直不让见。想到母亲，我忽然记起：到苏联后母亲曾告诉我，我姓贺，叫贺娇娇，从没提过我的父亲。母亲还说，战争年代什么事儿都要谨慎。可是，岸青哥哥怎么会说得铁板钉钉呢？

　　这事儿，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大疑团。

　　1947年的一天， 老师把我领到院长室。

　　“你想见你的妈妈吗？”院长问。

　　我看看他，琢磨着没说话。

　　“想见的话，马上可以送你去。”院长继续说。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无论真假，我都点点头，表示同意去见。

　　他们把我送到了共产国际大厦旅馆，敲开了一个房间的房门。

　　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中年妇女。这是我美丽、坚强的母亲吗？她穿一件深色西装，头发被剃光了，一顶蓝帽子罩下来，盖住了额头。犹如虚脱过一般，母亲形容枯槁，一双失神的大眼睛迷茫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吐了一口气，讷讷地低语一句：“是……娇娇吗？”

　　“妈妈！妈妈！”她就是我的母亲！我喊着，扑过去，母亲摇晃了一下，紧紧搂住我。

　　“我的女儿，妈妈想你呀，妈妈不想离开你呀！” 熬成灯草样的母亲颤颤地叫着，泪水潸然而下，这时，思绪才陡然回到了她的意识层面。

　　悲喜交集。我抓住母亲不放，任由眼泪纵横，洒落一肩！此情此景，连在场的苏联人也为之动容，他们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母亲回家了。二哥一听说，马上赶来了。在孩子们中间，在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母亲的心情渐渐得以平复。

　　到苏联后的这段日子,奠下了我童蒙时代的第一块基石，它使我坚忍、善良，尤其关切那些过早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那绝不是麦当劳里的汉堡包或是调上香精、色素的各色饮料所能浇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