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返回祖国！

建国初母亲和姨妈贺怡合影

　　这里要补述一下：

　　1946年，时任国、共、美三方军调部共产党方面顾问的王稼祥偕夫人到莫斯科治病。他们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是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人隔绝！他们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父亲，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人员交涉，但遭到了苏方推脱。所幸王稼祥叔叔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高层人物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经过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母亲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母亲终于得救，恢复了自由。

　　王稼祥夫妇和蔡畅妈妈征询母亲的意见：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国去！”母亲毫不犹豫地说。像离家久了的游子，不需要什么考虑，不需要什么理由。

　　王稼祥叔叔立即把母亲的想法电告父亲。

　　父亲很快复电：“同意回国。”并请蔡畅妈妈沿途照顾我们。

　　近乡情怯。母亲却显得格外轻松。她的亲人、她的战友都在那里等她。行李十分简单，除了几件替换衣服，要带回去的只有那条红毛毯。

　　母亲一天天数着日子，有时候还问我：今天是哪天啦？我的心情虽没母亲那么急切，从三岁多来到这里，故土的人、事、物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已模模糊糊，母语也不会说了。但是能够离开，我还是挺高兴，何况岸英哥哥已经回国，而岸青哥哥也和我们一道走。

　　1947年初秋，我们一行人乘坐莫斯科——哈尔滨的火车回国，路上走了八天八夜。

　　火车穿越田野、森林，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穿越贝尔加湖……穿越了苏联的大半部地区。我和哥哥贴着车窗往外看：深秋刮走了金黄树叶的悄声细语，厚厚堆积着的树叶被横冲直撞的大风刮得漫天翻飞，偶尔见到一两只松鼠在褐黑的枯枝上跳来跳去，给茫茫雪野添上一些生动。

　　远去了，苏联。

　　我们在车厢里暖融融地说着、笑着，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学说简单的母语，只是母亲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沉思。祖国对她来说，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未知……

　　哈尔滨到了。母亲快步走下车，我拉着她的手跟在后边小跑着。

　　前方站着几个接站的人，其中一个穿黄色日式大衣、戴黄色日式帽子的人大步向我们走来。我迅速躲在母亲身后，用俄语小声告诉母亲：“日本鬼子……日本兵。”母亲却一点没听见，还加快步子走去与那人紧紧握手，然后转过身来让我叫叔叔。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是李富春叔叔，那身衣服是缴获的战利品。相比之下，岸青哥哥就比我胆大多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和这个握握手、与那个打打招呼。

　　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下来。我和二哥上课学习，母亲上班工作，先是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来又调任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那会儿，战友、朋友、亲友，来看望母亲的人很多，工作着的母亲身心都调节过来了。平日里，她穿一身列宁服，束上腰带，精神利索，走路也快，大家还鼓励她去参加周末舞会。

　　我和哥哥呢，都要先学习母语，包括读和写。哥哥原来学过一些，我则没有一点儿基础，学起来觉得难极了。母亲到苏联前后近十年的时间，她刚回国的时候，中国话也说不利索了。

　　当时，母亲的哥哥、我的舅舅贺敏学正在胶东指挥作战，他让舅妈李立英和小平妹妹到哈尔滨看我们。母亲和舅妈相处极好，开口闭口说的都是亲人的状况。周末，母亲还带上我们几个孩子和舅妈去参加舞会。舅妈不会跳，每每只在旁边欣赏。母亲则舞姿优美，轻灵如燕，无忧无虑地随着音乐旋转，她苦透了的生命，闪现出亮色。

　　有一个周末，我跟母亲到机关玩，看到墙上挂着的毛泽东主席的像。我忽然想起二哥告诉过我的关于父亲的事，忍不住小声向母亲求解：

　　“妈妈， 岸青哥哥跟我说……他说……”我怕说错了，犹豫着。

　　“岸青哥哥说什么？你慢慢讲。”母亲和颜悦色地鼓励我。

　　“他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说完，我忐忑不安地看母亲的反应。

　　良久，母亲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我领悟这就是认可了：照片上的毛泽东主席就是我的爸爸，岸青哥哥说的没错！苏联老师和中国老师常常讲的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赶走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军队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是我的爸爸！我猜， 他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只有母爱，而没有父爱？父亲知道我、想我吗？他认我是他的女儿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不能再问母亲。我发现，白天，人多热闹的时候，母亲总是很开心，而到了晚上，她独自一人，有时候就会伤心落泪，一支烟接一支烟不停地抽。

　　在哈尔滨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又来到了沈阳。在这里，我给父亲写了开篇里提及的信，也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里我没有贸然地称呼他为爸爸，而是用了大家惯用的称谓，我想得到了确认再说。

　　这天，来了位跟母亲长得挺像、个子比母亲稍矮的中年妇女。

　　母亲高兴地把我领到她面前，跟我说：“ 娇娇，这是你姨妈。是妈妈的妹妹，她与妈妈一样姓贺，叫贺怡。”

　　我不明白“姨妈”的概念， 但母亲说是她的妹妹，我就清楚了。姨妈也是个性格开朗的爽快人，同大人孩子都谈得来。 但她与母亲商量问题的时候，两人的心情好像都不大愉快。是什么事情搅乱了母亲和姨妈的心绪？

　　过了两天， 母亲平静下来，她开始收拾起我的几件衣服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还把岸青哥哥的东西也收拾好。我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呢？”

　　“娇娇带上自己的东西，到北平去见爸爸呀！”母亲低着头回答我。

　　“妈妈也一起去吗？”见她不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又问。

　　“不，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两个去。”母亲笑着，笑得苦涩，几乎像哭。

　　“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站在旁边的姨妈对我说着，又转过脸告诉我母亲：“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为我们忙碌着。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把我拉在身边，一遍一遍地叮嘱：“娇娇，到了爸爸身边，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学习，要照顾爸爸的身体，不要淘气，不要影响爸爸的工作。”我点点头答应着，心里却奇怪，母亲怎么忘了，我从小就不会淘气呀！

　　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和我的姨妈领着岸青哥哥和我从沈阳坐火车到了北平。

　　初春的清晨，窗外已经泛白，高高的天空飘过一阵阵鸟鸣，鸟儿飞得那么自由畅快，唱得那么热忱真实。我和二哥来到了香山双清别墅。

　　“主席先生，我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送来了。”大使对我父亲说。

　　“这就是给你们发电报的毛主席，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父亲旁边的工作人员笑着对我们说。

　　我仔细端详着眼前魁梧的人——他确实跟照片中的人一样，只是显得更和蔼可亲，而且个子那么高。他身穿宽大的灰布中山装，脚踏一双平底黑布鞋，普普通通的，一点也没有板起面孔的严厉。我搜索枯肠，想努力找出记忆中的影子，隐隐约约，似曾相识——

　　“我的‘小外国人’，爸爸欢迎你！”魁梧的人弯下腰，张开双手笑着说。

　　“爸爸！”我欢欣地叫道，扑进他的怀里。

　　“娇娃，我的小娇娃！”父亲双手抱起我，一个劲儿亲着我的脸蛋。

　　“娇娃，我的小娇娃……”父亲不住地说着。我乐呵呵地笑着。父亲不会说俄文，我不会说中文，但亲情的交流未必要借助语言呢。

　　我有妈妈也有爸爸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享受着父爱，不禁在心里欢呼着。

　　幸福是绚丽的七彩鸟,飞在天空会画出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