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我们四个人温暖的家

　　我们还没到，母亲就已经等在那儿了。

　　一看到四个孩子出现，远远地，她就认准了向我飞奔过来，“娇娇，娇娇！”边喊边搂住我不放，仿佛沙漠里跋涉、干渴如烧的旅人忽然捧上一掬甘泉，生怕松开手便会不翼而飞似的。我怯怯地让母亲额头、脸颊、后背不住地亲着，抚着。

　　妈妈！小鸟归巢的“合作社娃娃”找到妈妈了！

　　梦想成真……我偎在母亲怀里，那不是一瞬间，那是涓涓的心的交流，缓缓的爱的复归。

　　朱敏姐姐和罗西北、王一飞在旁边羡慕地见证着这谐美的动人情景。他们是到苏联学习，没有亲人在这里，只有我是来找妈妈的，有母亲来接。

　　母亲顾不上与其他人细说，她抱起我就回家。

　　阔别三年，我已经能和母亲对话了。

　　“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母亲一脸笑意，柔声问。

　　“我是娇娇，来找妈妈呀。”这问题太简单了，我想。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呢？”母亲又问，她期待着。

　　“妈妈叫贺子珍。” 我准确说出了母亲的名字，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那——你给妈妈带来了什么礼物呀 ？”母亲高兴地逗趣说。

　　“我给妈妈带来了娇娇。”母亲陶醉地亲了我一下。我们俩纵情肆意地玩呀，闹啊，好不开心。稚气的女儿虽然还不能为母亲分担什么，但天真的一颦一笑，会给母亲消愁，给母亲希望，而母亲的爱抚就更是女儿之福了。

　　爱，不再虚幻。对母亲、对我都如此。

　　母亲有她的工作，不能每天带着我。不久，我就进了莫尼国际儿童院幼儿班。

　　“哥哥，走，看娇娇妹妹去。”

　　“好。小娇娇刚到，没有孩子和她玩，她一定喜欢我们这两个哥哥。我还想到妈妈那里找爸爸写的《矛盾论》和《论持久战》。” 一放假，岸青哥哥和岸英哥哥就携手而来了。

　　有三个孩子围着，母亲开心极了。她系上围裙，给我们做好吃的：土豆汤，烤面包。也许读者们会觉得，这算什么好饭菜呀，可在当时那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一家四口，围坐一起，你给我盛汤，我给你切面包，热热闹闹地喝着热气腾腾的土豆汤。那快乐，那无拘无束，是什么也买不来的。

　　母亲告诉我，岸英哥哥和岸青哥哥都比她来苏联早，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张学良将军帮助他们来到苏联的；岸青哥哥告诉我，大哥岸英可喜欢读书了，有一天，晚饭后他到图书馆看书太入迷了，连到点关门都不知道，管理员也没想到里面还有人，就上了锁，结果岸英哥哥被困了一夜。他也不生气，还说看书看了大半宿，后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岸英哥哥告诉我，岸青哥哥会弹吉他，会唱地道的俄语歌，读书还跳了级。从母亲和哥哥那里，我知道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不久，德国法西斯乘横扫欧洲之势进攻苏联。伟大而残酷的卫国战争开始了，物资异常匮乏，一切进入非常时期。第一、第二国际儿童院合并，搬到了距莫斯科300公里外的伊万诺娃城。所幸，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同一个地方。

　　东方大学停办了。旅居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响应斯大林的号召也都积极支援前线。母亲和其他女同志一样，为了前方将士的防寒保暖，她每月要织一件粗线毛衣，每天要织三双直筒毛袜，然后每天领取300克黑面包，以及每月的些微津贴。

　　母亲凭着自己的双手去完成每天、每月的任务。她不是打毛线的高手，有时候，我半夜醒来，母亲还低着头，在微弱的灯光下织呀织，累得腰酸腿痛脖子疼。可是，还带着旧伤的母亲一声不吭，咬紧牙关。

　　战时的供给食品就那么点儿， 但母亲总惦记着我们三个孩子，特别是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她把自己领到的有限的面包留下部分收起来。 我算是职工子弟， 饭可以打回家吃，母亲又从我的口粮中挤出一点也收起来。到周末，两个哥哥来了，大家才痛痛快快吃一顿。

　　为了战胜饥饿，尽可能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母亲除完成每天的工作外，还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劲头，顶着伤痛、劳累，开荒地种下了土豆、胡萝卜、黄豆，浇水、施肥，忙个不停。到收成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锄的锄，挖的挖，我负责在边上捡，母亲呢，负责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无限美味的战时佳肴！

　　母亲的精神和努力，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食物，不仅是舒缓我们战争恐惧的灵丹，她的以身作则还把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意志，传给了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孩子，如同悠悠的烛光，温暖、光明。

　　战火越烧越烈。20岁的岸英哥哥想去学习军事。他的请求得到了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的特别批准。岸英哥哥立即到了苏联的一个士官学校，投入了紧张的军事学习。这样，他就基本没时间回家了。而二哥岸青念书的地方也比原来的远多了。

　　我们的四口之家，常常就只有我和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