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决定送我到苏联陪伴母亲。
好像是与冬天有缘，我的第一次远行也在寒风凛冽的季节。 早晨，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奔跑着，屁股像跨在野马上似的颠动，一不小心脑袋就碰着了车顶。我坐在父亲膝上张望：田地里庄稼早割完了，光光的，间或有一两个草垛，大树上雪枝悬冰，冬日照处，分外剔透。机场内，一片黄土，几个大人忙忙碌碌地在做着什么。
四个去苏联的孩子——我、朱德伯伯的女儿朱敏、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我们都到齐了。 冷风从没有遮拦的旷野阵阵刮来，叫人睁不开眼睛。天真冷呀，父亲的大手轻拂着我脸蛋上的浮尘，好暖和。他从出门就抱着我，却没有什么话。这时，他心里想什么？ 三四岁的孩子没有分别的意念，甚至不知道马上将远走他乡。我注意力集中地目视着停机坪上那奇异的庞然大物，嘿！它肚子鼓鼓的，翅膀那么结实，还神气地轰轰叫，一定是很厉害的吧？ 我挣出父亲宽厚的怀抱，蹒跚跑去想看个究竟。 大哥哥、大姐姐兴冲冲地直往飞机上攀，我手脚并用，也毫不犹豫地跟着爬了上去。进到里面一看，真大呀！有桌子、椅子，
还有许多食物和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东摸摸、西看看，觉得挺好玩的。 机舱门不知什么时候给关上了。猛地一阵颤动， 还没等我们醒悟过来，飞机已升上天空。数周盘旋，窗外就只看见白白的云朵了。 爸爸呢？朱爹爹、康妈妈呢？他们怎么都不见了？后来才明白：怕伤心离别的大人们，帮我们放好行李，趁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新奇的飞机上时，就不动声色地悄悄离开了。 忽然悬在空中，我感到害怕极了。一阵紧张， 肚子骤然绞痛起来，痛得我直哭。这些天来，患感冒、
拉肚子，都还没好利索。朱敏姐姐和另外两个男孩马上找来报纸折成痰盂，七手八脚让我解决难题，帮我清理干净。可是，刚拉完，肚子又疼个不停，难受极了，直到肚子拉空，疼痛才有所缓解。 苏联飞行员招呼我们吃水果，人家吃得有滋有味，我却蜷缩一旁，捂住肚子，眼泪汪汪地一声不吭，远远闻着果香。该有西瓜和柿子吧？我知道自己不能吃。 我们乘坐的是架轰炸机，路线是从延安到新疆，行程三个多小时，然后再转机去苏联。轰炸机以灵活见长，忽上忽下的，轰鸣声跟闷雷似地响个不停，不像现在的空中巴士，又平稳、又安静。轰炸机上的三个多小时，使我们大家都挺难受的，朱敏姐姐也吐了。 那情景，于今偶尔想起还会有种淡淡的酸楚。 终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机场跑道展现在了眼前。 可是，机场内没有马上转去苏联的飞机，我们必须先混出国民党严密布防的机场，到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等候。如果让他们发现飞机上有四个共产党的孩子，
其中两个还是“朱、毛”的骨肉，后果可想而知。 我们出机场的惊险一幕，朱敏姐姐有精彩记录： 飞机开始下降，机长别洛夫上校叫我们赶快藏在机翼里，以防国民党人员上机检查。 飞机平安降落，没人上机检查，大家刚想松一口气，却见机长直揪他的黄头发，那双蓝眼睛盯着我们直转，他在想怎么解决下一个难题，怎么安全地把我们送出机场。还是领航员脑瓜子灵，他想了个怪招——将我们卷进行李卷，当做行李扛下飞机。 别洛夫上校一听，马上竖起大拇指说：好主意！正好几个小孩个子也不大，很容易连头带脚卷起来。只要你们不动弹，就不容易被发现。再说，谁会想到行李卷里会有活人？ 尽管这办法有点不可思议，但苏联飞行员执行着斯大林绝对不能让我们出现任何意外的命令，坚持要把我们卷成行李卷，我们也就乖乖地听从了他们的安排。 不一会儿，我们四个活小人就变成了四个长形行李卷。 一卷进行李卷，顿时像关进了黑洞里面，刹那间感到心胸憋闷，行李卷的气味直呛口鼻，又不敢大声喘气。所幸的是地勤人员很快就过来扛行李，他们谁也没有对行李产生疑问，吭哧吭哧地把我们扛上肩头就走。 我们被人搬动着，一颠一颠的，没多久就被丢在了来接我们的汽车车厢里，等到汽车发动驶出机场，一颗紧张得快要跳出来的心才放松下来。 开始，大家都担心娇娇能不能坚持住。她最小，又在闹病，如果她动弹或是发出点声音，这场瞒天过海的好戏，就会前功尽弃。
没有想到险恶环境使年幼的孩子过早懂事，娇娇从被卷进行李卷到被摔上汽车，始终都没有出过一点儿声！ 其实，大姐姐、大哥哥不知道，打从母亲开始孕育，我就伴随母亲跋山涉水走长征路，吃草根野菜，冷暖相知，甘苦相依。我能出生并活着，并非纯然由“幸运”所赐，而是源于我和母亲共同对生命的渴求和对生活的坚忍。这与生俱来的性格，从小就帮助我渡过了许多同龄人难以面对的坑坑洼洼。 我们终于顺利出了机场，平安到达八路军办事处。 在办事处等候的十几天里，我见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叔叔毛泽民。但当时叔叔是什么样，我们说了什么话，吃了什么东西，我都不记得了。后来，新疆军阀盛世才单方面撕毁国共合作协议书，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我的叔叔也被逮捕入狱惨遭杀害，为人民的事业牺牲了。 我们的行程继续着，有惊无险地来到了此行的终点站——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