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秋风刮过，霜雪就飘起来了。
未满三十的母亲，进入苏联共产党为培养亚洲地区革命者开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 她情绪平和地给父亲写信，告知了近况。母亲就是这样，事情过去就了了，从不记愁。 稍待安定，母亲来到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看望父亲和杨开慧妈妈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岸英哥哥、岸青哥哥。他们的初次见面以及其后和母亲的相处，两个哥哥都给我讲过—— 初次见面，我们和贺妈妈都有些紧张，一时间大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贺妈妈先打破僵局，她说： “我是贺子珍，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啦！” 我们心里还有些隔阂，可她完全不介意。又温和地告诉我们：“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只是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看见我们的宿舍又脏又乱，她麻利地为我们收拾起来，把我们的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晒，把我们的床铺整理好，还把我们床底下的“杂货摊”清理好，脏衣服也拿到河边去洗干净、晾起来。其他宿舍的孩子不明就里，以为要检查卫生了，赶紧也都清扫起来，真有意思。 房间打扫干净，贺妈妈把带来的水果削给我们吃，我们这才赶忙泡了杯热茶端到她面前。大家话虽不多，但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真诚和善意。临走时，贺妈妈把她东方大学的地址留给我们，
请我们有空去玩。 不过，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总是她带些物品或水果来看我们。 当时像她那样的红军干部，每月会发给70卢布的生活费，
她除了自己必需的开支外，剩余的钱基本都花在了我们身上。 妈妈牺牲后，我们就失去了母爱。现在有贺妈妈地关爱，我们再也不是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弟弟岸青更是贺妈妈前、贺妈妈后地向她说着、问着各种事情。如果她有事不能来，我们还挺想她。 后来，有空儿我们也会到她居住的共产国际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去看她，和她练习俄语。在贺妈妈那里，我们还看到了襁褓中的小弟弟（据载：出生于1938年5月）。他额头宽宽、眼睛黑亮黑亮，真像我们的爸爸！我们常常逗他玩，摸摸他胖胖的双腿，揉揉他软乎乎的小巴掌，闻闻他甜丝丝的奶香气。他呢，纯真无邪地向我们笑，可爱极了。他是贺妈妈在异国他乡里的梦中天地。 岸英哥哥说：一次，他到莫斯科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去搜集革命故事。有位阿姨告诉他，你贺妈妈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是个传奇的红军女英雄，至今身上还有十几块弹片，她的革命故事可多了。哥哥这才知道原来贺妈妈与自己的母亲一样，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的敬佩油然而生。 母亲动情地对岸英哥哥说
：“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随队出发的女战士仅30名，大家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里面没有一个是软骨头，都是出生入死好样的。” “那么，贺妈妈，您身上的弹片全取出来了吗？”哥哥关切地问。 “有的弹片，苏联医生说已被骨头、肌肉包着，挨着肺部血管不好取了，就让它们跟着我进棺材吧。”母亲笑着说。 由此，哥哥更了解母亲，他们的心更贴近了。 懂事的岸英哥哥实心实意地跟母亲说：“我多么希望贺妈妈带着小弟弟，很快回到父亲身边，让父亲给小弟弟起个名。”他还告诉母亲，自己曾见过父亲身边没人照顾，把字都写错了。 母亲依然全力以赴地学习着，她已经快完成既定课程了。 转眼，冬至冬深。 那些天，寒风呼啸，太阳终日隐在浓浓的冬雾中，天幕像灰白的幔帐笼罩，迷迷蒙蒙间，气温骤然下降。 在婴儿室里让人照看的小弟弟，受不住寒潮袭击，患感冒急转肺炎，又没能及时送医院抢救，等母亲知道，他已悄无声息地匆匆离去。幼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还没完全学会叫母亲、叫哥哥，他连父亲、姐姐都没见过，就如同一首极短极短的小诗，戛然而止。 抓不住的轻悠，弥补不了的大恸…… 母亲哭得肝肠寸断，突然间苍老了许多。 这天，两位哥哥来玩。他们看见母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衣衫不整，头发凌乱，憔悴地和衣躺在床上。她刚从郊外的墓地回来。 “小弟弟没有了……”母亲声音嘶哑，嚎啕着说。 “我们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涌泉地一起哭了起来。”岸英哥哥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又说，“我们劝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哥哥的话使母亲振作起精神，她站了起来，一把将他俩紧紧搂在怀里：“儿呀
！我的儿呀！你怎么就走了呀！”撕心裂肺的呼唤，无韵律地在生命的苍穹中震颤。 “妈妈！妈妈……”两个哥哥也哭喊着。 他们仨抱哭成团——悲天意弄人，悲回天乏术，悲逝去的一个个亲人。两个哥哥一声声“妈妈”的呼叫，给悲痛欲绝的母亲无限安慰。他们回学校时，母亲再三嘱咐：“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没过多久，忽然传来了父亲与江青结婚的消息。 母亲怔怔地抱着小弟弟的衣服，不想说话。这打击的沉重与她失去小弟弟的沉重交织着，那一阵她的精神整个陷入晦暗之中，像祥林嫂般地，责备自己太大意，忘记了凶猛的西伯利亚寒流会伤人；责备自己不懂事，不知道孩子太小，冬天要格外保暖；责备自己太固执，忽略了事情的轻重缓急。直至最后她仍然说，这件事不怨你爸爸。 可是，我的母亲却如何能肩承那么多？ 母亲的身体迅速衰弱下去。
两个哥哥想方设法使她开心起来。他们说故事，讲笑话，道中苏民俗的异同，谈国内外的大事小事，却闭口不提大家都牵念着的那个人——我们的爸爸毛泽东。 我深深地感激两个哥哥，是他们在母亲身边，陪伴她度过了那段令人心碎、令人崩溃的日子。 纪伯伦说：一颗珍珠，是痛苦围绕着一粒沙子所建造的庙宇。那么，是什么沙砾萦绕着我们，造成我们的躯体呢？ 两年的学习任务完成了。母亲留了下来，在东方部教孩子们学中文。她顽强地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