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2]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我们建立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苏联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这个时期，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5]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7]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8]，而共产国际[9]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10]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11]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过去已经作过结论。中国的教条主义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等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它，向富农作某些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地主富农都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赤白对立。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一块铁板，没有矛盾，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的和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乎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中央苏区时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13]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实话》[14]报攻击中央苏区有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16]，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17]、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18]。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则是反动的。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19]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20]，王明提六大纲领[21]。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22]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23]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中国的各个省也如此。
三
各省、市、自治区要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检查总结一次工作。协作区[24]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总是有缓有急，是苦战和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是有节奏的。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的时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但在中央苏区，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就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散会以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中就包含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生产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认为，生产就包含着消费，新产品的生产就是原材料的消费，机器的消耗，劳动力的消耗。[25]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的生产就包含消费，几十年就要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就向反面转化，由种子变为秧苗，以后收获，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以后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没有死就没有生，这是自然规律。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是不对的。[26]那末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那是如何而来的呢?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而来的。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是相互转化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者阶级而言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27]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因为有伟大的成就，就产生一些缺点，总是要转化的。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将来也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现象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那时就可能翘尾巴，翘得像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那时就可能转变为落后。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温度现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万年以来我们处在第四纪冰河时期，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现在南极大陆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时候那里是很热的。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
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是形而上学。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犯得多少，是高个子和矮个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共作了六次讲话。本篇一是九日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十日的讲话；本篇三是二十日讲话的主要部分。
[2]南宁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4]。
[3]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5]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9页注[7]。
[6]三次“左”倾路线，见本卷第109页注[4]。
[7]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
[8]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9]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0]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11]王明，见本卷第47页注[16]。
[12]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3]《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14]《实话》，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15]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见本卷第320页注[5]。
[16]见本卷第320页注[4]。
[17]杭州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3]。
[18]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20]见本卷第129页注[12]。
[21]见本卷第129页注[11]。
[22]抗美援朝战争，见本卷第45页注[2]。
[23]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4]协作区，见本卷第363页注[9]。
[2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
[26]参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27]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