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
申特尤尔茨[1]: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毛:宪法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同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不知在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的权利是否同男子一样?
波波维奇[2]: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有些国家，例如瑞士，妇女就没有被选举权。
毛: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
申:毛主席讲得很对。例如在南斯拉夫解放初期，国民议会候选人的联合名单上有一半是妇女，那是因为联合名单是南斯拉夫共产党[3]提出来的，名单上的那些妇女一般都能当选。后来实行了个别提名，当选的妇女就减少了。那是因为在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也就是人民政治觉悟不高的地区，人们不愿意提名妇女为候选人。目前，南斯拉夫妇女在人民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和工人自治管理机关内，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毛: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申: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4]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六。在各个联邦共和国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些基层的立法机构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三十。
毛: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
申:在南斯拉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一些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男工占多数，因此他们结婚就成了问题。目前，我们也开始在重工业地区设立一些轻工业，使女工人数有所增加。
毛:在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
波: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多，因此南斯拉夫政府一直很重视人口的增加。
申:我们已经开始设立一些儿童福利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在母亲们工作的时候，照顾她们的孩子。最初这种组织只是设立在工厂或大的地区，现在也开始努力在一般的居民区设立这种组织。此外，我们还有服务站，主要是帮助工作太多的母亲们兼管家务。由于服务站的工作，使主妇们减轻了很多家务负担，使她们能更积极地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有一些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工作很繁忙，但是又要照料家务，因此过度疲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通过服务站的帮助，可以减轻她们家务的负担。
毛: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知服务站的工作项目是哪一些?
申:服务站的工作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而有不同的项目。主要的项目有洗衣服、熨衣服，打扫房间，照料小孩，缝纫，代做饭菜，送牛奶、面包、水果，等等。服务站主要是南斯拉夫妇联创办的。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就主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联盟来进行。
毛:在南斯拉夫，有没有因为孩子太多而父母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
申:没有这种困难，因为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就发给补贴金。但是有些父母不把补贴金用于孩子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组织、工会和党的组织就要指导孩子的父母如何来使用这笔补贴金。在南斯拉夫，我们也为节育提供便利，我们设立了一些节育指导站，人们在节育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他们研究。
毛: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5]，他就提倡节育。
波:请问在中国究竟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比较赞成节育?
毛: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申:在南斯拉夫我们也宣传避孕的知识，这种宣传主要是妇联来做的，我们也研究和制造避孕的药品。此外，还用一些办法来限制生育，那就是对孩子多的父母，多收孩子的托儿费，不知在中国是否也可采取这种办法?
毛:这种办法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孩子多的父母，本来就有经济上的困难，如果再增收他们的托儿费，那末经济上就会更困难了。我们的干部过去是享受供给制待遇，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包了。现在实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儿费要干部自己负担，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多生孩子的一个限制。
申: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我们同中国妇联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了经验。我们也会见了一些革命经历很长的女同志，在一起交流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我们有着这些坚固的联系，这将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我们要感谢中国妇联的领导同志们，她们促成了这次访问，并且把访问日程安排得很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每一样希望看到的东西。
波: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毛:我们今天谈得很好，特别是接触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一些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申特尤尔茨，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团长，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
[2]波波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
[3]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4]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通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将联邦国民议会改称联邦议会。
[5]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