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2]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3]、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4]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5]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6]将军、周北峰[7]将军成立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8]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9]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10]所反对。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11]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2]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后，率二十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
[3]绥远，即绥远省，见本卷第82页注[6]。
[4]陈长捷（一九○五——一九八○），福建闽侯人，原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官。林伟俦，一九○四年生，广东台南人，原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杜建时（一九○六——一九八九），天津杨村人，原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市长。
[5]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司令员。
[6]邓宝珊（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甘肃天水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7]周北峰（一九○三——一九八九），山东永济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8]张东荪（一八八六 ——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
[9]CC系，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10]潘公展（一八九五 ——一九七五），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11]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见本卷第245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