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赫尔利的谈话[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2]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3]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4]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
   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一百九十五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七十七万五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
   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5],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6]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7],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刊印。

   注释
   [1]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陆军少将。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同年十一月七日带着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题为《协议的基础》的文件飞抵延安,在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进行了三天的会谈后,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以后,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他总是企图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并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本篇是毛泽东同赫尔利第二次谈话的主要部分。
   [2]包,指包瑞德(一八九二——一九七O),美国陆军上校。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组长。
   [3]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4]赫尔利带来的《协议的基础》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5]见本卷第135页注[7]。
   [6]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7]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该组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到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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