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
汪东兴
毛主席在南昌的谈话
８月３１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１０点多钟，我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１２点半，我送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１点钟就开走了。我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１点半钟，我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２点钟。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我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我到南昌后，又用我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５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我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５点半开始，到７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８月３１日晚９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我们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主席。专列停好后，我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我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我们送毛主席到住地，安顿下来。晚上１０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我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８１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等８１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者注）。
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作者注），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者注）。
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出来。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作者注）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我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９月１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３８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９月２日上午８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我：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我说：您看呢？毛主席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我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不找着他们。我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
我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毛主席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毛主席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毛主席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
９月２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４０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１３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９月３日的零点。
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
９月３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我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噢！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主席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陈励耘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在座的人听了都没作声。
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毛主席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
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８月１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２５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主席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作者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１９６８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这样，我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１９６８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作者注）
毛主席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作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毛主席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主席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９月４日、５日，我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９月１０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我中午通知南萍、陈励耘他们。下午２时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两万五千人，当时中央苏区八万，只剩八千。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我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我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毛主席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３日至８月３１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７次战斗，作战４５天，歼灭国民党军６个旅又５个交通警察大队，共５．３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作者注）呀？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主席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陈励耘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１９５２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毛主席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主席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毛主席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南萍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毛主席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毛主席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最后，毛主席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９月１０日下午４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５个多小时，晚１０点前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我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我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我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我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我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１１日的上午１０点钟，许世友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我只作了简要的记录。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１２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主席说：那好！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１５个小时了。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毛主席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２４、２５、２６（指８月２４日、２５日、２６日——作者注）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主席说：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到１１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对我说：我们走！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１２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吃完饭后，于３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１５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我们的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毛主席在丰台的谈话
９月１２日１３点１０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３点多钟。这次谈话，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主席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毛主席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作者注）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略战争期间，投入５０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即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同志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其中说：“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作者注）。
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接着，毛主席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８１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
１９２８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毛主席继续说：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毛主席说：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毛主席又对着我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讨。我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毛主席说到我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作者注），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主席要我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主席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毛主席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主席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
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这次到南方巡视，从８月１５日动身，到９月１２日回到北京，共计２９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１３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毛主席这次南巡的目的，是他认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强调了党内团结，防止分裂，通过同沿途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以帮助林彪及其一伙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林彪及其一伙没有按毛主席的期望去做，错误地估计形势，终于走向反面，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转自《主人公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