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从1935年11月到毛泽东身边任机要秘书，并照料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陪同出行，直至1962年夏天调离中南海，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感情深厚，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和我的家人说：“咱们是一家人呢！”
27年弹指一挥间，一幕幕往事浮现在脑海中……
一、参加工农红军
1916年12月29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石湾乡平安洲村一个贫农家庭。几亩薄田无法养活一家老小，祖父和父亲在农闲时靠做些打豆腐、杀猪、做鞭炮类的短工，并开了一间名叫元继生堂的小杂货铺，以补贴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所需。9岁时，父亲把我送到学校读书。由于家里穷，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就以出产花炮闻名国内，几乎家家都会制作各种各样的花炮。退学后，我就跟着母亲请来的师傅学做花炮。
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到过浏阳，家乡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村里建立了农会和苏维埃政府，在浓厚的革命气氛的感召下，我也参加了农民暴动，并且担任了村里的童子团团长。后来，家乡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就被反动派残酷地镇压了。我被迫逃进深山里躲了好几个月，家也被反动地主挨户团洗劫一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造反和革命的种子。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而建立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此后的几年，形势发展十分迅猛，革命火种遍洒三湘大地、湘赣边界和赣南闽西广大地区。1930年8月，经本乡井泉村一位叫卜三的共产党员介绍，我与家乡四个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转到株洲，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我的名字原来叫叶良和，是祖父起的。在去株洲的路上，一个同伴说：“我们参加革命了，为了不给家里增加麻烦，我们的名字都得改一改。”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的名字改成什么好呢？一个同伴想了想说：“你就叫赵子龙吧！”
我曾多次听老人们讲“三国”的故事，对常山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单骑救主的情节很熟悉。我马上说：“不行，行，我哪能和赵子龙比？同伴说：“那就叫子龙，还姓叶吧。”我同意了，这个名字延用至今。
参军后，我在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不久即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三军）某机关枪连当战士，当时我还不满14岁。不久，即参加了1930年底开始的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的战役。
1932年年初，经过短期培训，我被调到红三军令部担任译电员。这期间，在江西永丰县，经李国兴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月份，我们红三军随红一军团胜利打下漳州。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给我们部队做了一个报告，我当时离的较远，看得不很真切，但印象还是很深的。毛泽东讲完话后，我们还观看了一场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
1933年10月，我所在部队编入新成立的红七军团，我被调到军团司令部任译电员。
1934年7月，红七军团作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开赴赣东北。我没能随部队出征，而是被派往瑞金，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科员，从事秘密侦察工作。当时的保卫局局长是邓发，红军工作部部长是李克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我所在的中央纵队主要由党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军委等首脑机关编成，我和另外一个“红小鬼”在整个长征路上是跟随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同志。行军中我们奉命轻装前进，不是急需的东西全部扔掉了，只留一支枪和身上背的米袋子。部队出发时，还没有换冬装，本来就单薄的衣服，经过几个月的行军打仗，早已破烂不堪。我就是裹着麻袋片、光着脚走到陕北的。
我们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安全。行军途中，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多数都配备有马和担架，担架是两根长竹竿中间绑上绳子或帆布，由两名战士用双肩扛着走。毛泽东的担架上面多了一个油布篷盖，他习惯在担架上看书，有了这个篷子，可以遮阳避雨。但是，首长们并不常骑马坐担架，而是和我们一样步行，把担架让给伤病员和体弱者使用。马多是驮一些装备、书籍和其他物品。
二、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35年10月，我从红军工作部调到中央军委机要股任译电员的。当时，机要股长是刘三源同志。他向我介绍了机要股的有关情况，并交给我一个密码本，详细说明其使用方法，由于战争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一般都用密码发电报，密码称为“豪密”，是周恩来亲自编的。这是因为周恩来二十年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叫“伍豪”。由于它简便实用，保密性强，被使用了许多年。机要股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和军委文件、电报的收发与传递，保管文件，并迅速、准确地沟通中央与红军各部的文电往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能见到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
1935年11月的一天，在下寺湾村，我把一份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友凤。他说：“我正有点急事，你直接给主席送去吧。”我虽然多次见过毛泽东，可还从没有面对面说过话，更没有去过他的房间，心里不免打鼓：
“我行吗？”
“没问题！到了门口别忘喊报告。”黄友风鼓励我说。
我一溜小跑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前，整了整衣服，喊了一声“报告！”可能是由于门上挂着厚厚的棉门帘，里面没有反应。我又使劲喊了一声。这时听见开门的声音，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掀起门帘让我进去。房间里面很暗，而且充满了刺鼻的烟草味。毛泽东正在土炕上靠着被垛，凑着油灯看书。他右手夹着一支卷烟，慢慢地吸着。
我向毛泽东敬了个礼：“报告主席，您的电报！”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似乎有点惊奇：“喔，来了个小鬼！好大的嗓门噢，你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主席，我叫叶子龙。”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吧？”
“是，我是浏阳人。”
“噢，我们还是老乡哩！”
接着，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我参加革命的经历。他高兴地说：“好啊，一个喜欢造反的小老乡！”
毛泽东拿着电报走到油灯边，我转身准备出门。毛泽东对我说：“小鬼，下次来时，别那么大声喊，天都让你喊破了，敲敲门不好么？”
“是，主席！”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此后不久，刘三源调红一军团工作，我被任命为机要股长。后来，黄友凤也调走了，我奉命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我只有19岁。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家的任务不像后来分得那么细，那么明确。实际上，由于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较早，时间也很长，我的职务和从事的工作范围始终是不一致的。我在履行毛泽东机要秘书和中央军委、中央机要部门的职责时，也担负毛泽东日常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的责任。
许多年以后我才听别人说，我第一次给毛泽东送电报，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事后他对彭德怀说：“这个小鬼蛮机灵，叫他到我这里来工作吧！”
三、从瓦窑堡到保安
1935年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问题，重点是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批判。早在一年多以前，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就北上还是南下问题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张国焘自认为是党的领袖，于1935年10月5日在川西北的卓木碉另立中央。12月5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就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不得再冒再用党中央的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此前十几天，毛泽东刚刚指挥打胜了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一举全歼国民党第一○九师一个整师，击毙师长牛元峰，为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目前毛泽东正在直罗镇东面不远的东村休整。不日即将北上瓦窑堡，一个月前，张闻天、秦邦宪和刘少奇等已率中共中央机关先期去了瓦窑堡。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从苏联到了瓦窑堡，带回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信息。
毛泽东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掷，说了句“真是滑稽之至！”然后点燃一支雪茄烟，猛烈地吸着。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就与张浩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1922年入党，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满洲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化名李复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国。在接下来的许多天里，毛泽东经常到张浩的住处去，那里有一部电台，张浩掌握着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报密码。
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即取消非法自立的伪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向全党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政治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教育全党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干部。1月24日，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电报命令其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央”。
1936年5月，毛泽东东征回到瓦窑堡后，与张浩商谈，张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命其北上。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并率部北上。
毛泽东率部东征回到瓦窑堡后，针对红军壮大以后，机要工作任务繁重、而人员较少的情况，提出增加人员，把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并亲自点名由我担任机要科长。
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瓦窑堡只住了一个月。此前，蒋介石加紧了对陕北的军事部署，其嫡系汤恩伯部准备对瓦窑堡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的态度比较暧昧，私下要求红军仍回到陕甘边一带。1936年4月中旬，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向蟠龙、安寨、瓦窑堡进攻，造成部分工厂、医院受到损失。周恩来就此事急电王以哲，王假称不知此事。同时还电告周恩来，说汤恩伯拟从20日起向瓦窑堡推进，请做好应对准备。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退出瓦窑堡。向保安前进。
6月21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7月3日经桑树坪到达安塞。7 月11日，毛泽东从安塞到达保安。保安是个地处陕北西部深山区的小县城，全县地域沟岭纵横，交通极不发达，经济条件也很差。毛泽东的住处是一孔半石窑洞，虽然是夏季，窑洞里面仍十分阴冷潮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的更差一些，我与童小鹏等四五个人挤住在毛泽东隔壁的小半间窑洞里，而且许多人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得搭建一些简易的窝棚栖身。吃的也很差，大部分是黑豆，细粮几乎见不到，也没有什么蔬菜。
毛泽东到保安后不久，在窑洞里会见了刚刚从西安来到保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籍医生马海德。在这里，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多次交谈。
记得第一次会见斯诺和马海德是在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那里，毛泽东显得很高兴，对我吩咐道：“子龙，把我们的好茶叶拿来，慰劳慰劳美国客人么！”
他说的“好茶叶”实际上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名字起得挺怪，叫“大红袍”，用铁皮罐子装着，是贺龙送来的，毛泽东平时舍不得喝。我用一只搪瓷缸为斯诺和马海德泡好茶，然后就退了出来。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谈完话，毛泽东把两位美国客人送到院门口，与两人握手道别。我派人把他们送回住地休息。
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回到窑洞，他站在院子里，深深吸了一口夏夜清新的空气，活动几下腰腿，嘴里念念有词：“美国，美国！”忽然，他问我：“子龙，你知道美国在什么地方”看我摇头，他指着脚下说：“在地球的另一边哩！那里的人对咱们红军也感兴趣呢！”
大约是在初秋季节，斯诺结束了与毛泽东的谈话和对苏区的采访，准备离开了。临行前一天，他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话别。这次谈话时间很短。毛泽东和斯诺走出窑洞，两人握着手，这时斯诺向翻译吴亮平说了句什么。吴亮平对毛泽东说：“斯诺先生想与您拍一张照片，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毛泽东马上说：“好么，我们也算是朋友了，照个相好么！”
他对我说：“子龙，你来为我们拍一张照片吧！、
当时，我们还没有照相机。斯诺把他的相机递给我。我不知道怎么用，斯诺走过来，帮我调好光圈，对好焦距，并告诉我按快门时一定要把相机端稳。这样，我为他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发表于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
对于毛泽东在保安的住所，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所有的财物只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仍不停地工作，日夜操劳，不断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此期间，他读了许多书，并为经军干部作了好多次报告。1936年12月，为红军大学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读书完全为实践服务。当时，党内的斗争是很尖锐的，特别是与博古等人经常发生争论。在后来的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同我和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谈到这件事时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还批评我用《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作战。当时我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倒是看过几遍，可是指挥打仗时，谁还记得它？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后来我问他们，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来你们对这本书一定是熟读过的，那么《孙子兵法》共有几章，开篇讲什么？他们怎么样？哑口无言！他们根本没有看过！所以多看书有好处，可以增长知识，也可以识别真假。后来到保安，我看了八本书，看完了《孙子兵法》，还有德国、日本、苏联的有关军事著作。看书是为了写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完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西安事变”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以后的一段日子，给我的突出印象就是来往电报特别多，有西安的，有南京的，还有苏联的，我们都忙得团团转。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窑洞里，更是连日“高朋满座”，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张国焘等等，大家聚集一堂，热烈讨论。整个保安都笼罩在一种紧张、亢奋的气氛之中。
毛泽东的家庭也增添了喜事。就在毛泽东43岁生日前几天，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儿。临产时，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只得以附近的一座废弃的碉堡做产房。孩子是由傅连璋大夫接生的，这个孩子就是李敏。“西安事变”后，中共与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张同意中共和红军移驻延安。12月18日，红军先遣部队陕北红一团由江华率领接管了延安城防。次年1月初，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城。离开保安那天，毛泽东抱着襁褓的女儿，高兴地说：“我的娇娃，你赶上好时光哩，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
四、周恩来遇险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不久，就发生了周恩来遇险的事。
1937年4月24日上午，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准备乘汽车前往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就国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临行前，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话别。他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以致耽误了当天的行程，不得不改在第二天早晨出发。
25日中午，我忽然接到萧劲光打来的电话，说周恩来同志的车队在甘泉附近遭遇敌人的伏击。我立即将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准备吃午饭，还没听完我的报告，他就站起身，问：“周副主席现在怎么样了？”
我回答：“周副主席已经脱险，现在三十里铺附近。”
毛泽东坐下来说：“还好，还好！告诉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周副主席抢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我回到毛泽东的房间，他正抽着烟，在房间里踱步，桌上的饭菜显然没有动过。在毛泽东从事的革命事业中，他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的才干、能力和足智多谋，他的人格魅力和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非凡本领在长征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充分显示出来。
当天晚上，毛泽东骑马来到延安南门外广场迎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同前往。广场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周恩来与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干部战士骑着马过来了。在离毛泽东很远处，周恩来翻身下马，大步走过来，毛泽东迎上前去：“恩来，受惊了，受惊了！”
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看来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我已经布置去追捕敌人，一定把这件事搞清楚！”
毛泽东说：“你回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事后得知大致情况是这样：4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二十多人乘卡车行进至延安正南约二十几公里处（现在的劳山镇湫沿山附近），突然枪声大作，两边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袭击汽车。警卫人员立即下车还击，同时保护周恩来撤离，利用树木和地形的掩护，安全到达我军的南部防区三十里铺。周恩来马上调部队支援湫沿山，并追歼劫匪。原来，伏击者是当地的一伙土匪，袭击车队的目的是抢劫财物。
周恩来在延安的另一次遇险是在1939年夏天，这次遭遇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从住地出发，去延河对岸的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也骑马同行。江青骑的马是贺龙送给毛泽东的，比周恩来的马要高大一些。他们找了一处河水不宽，水也很浅地方过河。周恩来骑马走在前面，平稳地过去了。江青猛地一打马，马一跃而起，溅起片片水花，前面的马受到惊吓，高高扬起后蹄，继而狂奔起来。骑在马上毫无思想准备的周恩来被重重地抛在满是石头的河滩上，当时右臂就不能动了。
此时我随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听到消息，毛泽东因要作报告，他派我去看望周恩来。在党校收发室，医生对周恩来的伤势进行了初步检查，说是肘关节脱臼并可能骨折，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周恩来说：“没那么严重嘛！现在好些了。”他转头对我说：“告诉主席，我不要紧，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马上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命我用他的车送周恩来回去，并通知红军医院的大夫。车到杨家岭，周恩来提出到我家坐坐。刚进门，医院的两位医生就急匆匆地赶来了，一位是苏联医生，一位是印度医生，是当时红军医院最好的两位大夫。他们检查了周恩来的伤，提出要到医院拍X光片。我们把周恩来送往医院，经拍片检查表明，他的右臂肘关节骨折了。印度医生为周恩来进行手术复位，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麻药的效力都减退了，周恩来疼得满身是汗。为了减轻疼痛，在手术过程中，他喝了不少酒。但手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骨头没有接好。后来虽到苏联治疗，但已经无济无事，周恩来的右臂再也伸不直了。
五、张国焘叛逃
1938年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痛哭流涕地进行了检讨，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谈话将要结束时，张国焘提出准备去中部县祭扫黄帝陵。毛泽东同意了。谁也没想到，张国焘这次是有预谋的行动，他以祭扫黄帝陵为名，跑到了西安，然后由国民党人员接应到了武汉，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虽然周恩来极力劝说，也未能挽回。
此后，张国焘的妻子找到毛泽东哭鼻子，说是想去武汉劝张国焘回来。毛泽东同意她去，并嘱咐把孩子也带上一起去。事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件丑事，随他去吧。
张国焘的叛逃说明，他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反而认为是毛泽东有意整人，与他这个中共元老过不去，进而把对党、对毛泽东的不满变成了仇恨。
张国焘在党内地位的丧失完全是咎由自取。1935年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是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对此，毛泽东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态度，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张国焘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有一席之地。12月初，张国焘和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保安，毛泽东、张浩亲切会见张国焘，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表示他要做“串拢玛瑙珠子”的人，解决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张国焘并不买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相左。比如，“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如何动作的问题上，张国焘主张应听听苏联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听取苏联的意见可以，但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和决定。因此主张首先静观张学良、杨虎城下一步行动。很快，毛泽东就做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决策。
西路军失败以后，张国焘变得老实了许多，开始检讨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审查工作，并在自上而下地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937年春的一天中午，红大校长林彪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门，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许世友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是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么事啊，这么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毛泽东早就听说过许世友其人，他会武功，好喝酒，仗义豪放，骁勇善战，是红四方面军闻名的战将。
许多天后的一个早晨，毛泽东把红大副校长罗端卿叫来，说：我们看看许军长去！
我们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大（此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许世友及红四方面军的几十位高级干部都已集合在院子里。毛泽东做了即席讲话。他再次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事实。接着他说：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是好同志、好干部，党中央相信你们的。后来，这些干部经过学习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得到了重用。
毛泽东在许世友身上做了不少工作，对他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令许世友十分感动。
张国焘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但其在党内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下降了。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组成，没有了张国焘的位置。同年秋，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8月，代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并告诫王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论了。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2日，毛泽东作了报告，强调支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不点名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要求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会议决定，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陈云接替博古任组织部长，李富春任财政经济部部长，刘少奇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王明任统战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和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毛泽东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无人可以替代。
六、转战陕北
从1947年3月27日开始，我们又在山沟里进行艰苦的夜行军。虽然已是春天了，但冰面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加上时断时续地下雨，山里的夜晚既寒冷又潮湿。毛泽东的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在这几天的行军中，毛泽东分别给彭德怀、贺龙、陈赓等发数封电报，对形势进行了分析，部署了晋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同时表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29日一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走出山沟，中午时分越过咸榆公路，又进入公路东侧的山沟。前行不远路就没有了，毛泽东等人下车步行，走了大约三四里，到达了一个叫枣林子沟的小山村。这个村子共有一二十户人家，散布在沟两侧的山坡上。大家越过一条山沟，来到一处窑洞前。主人吴进增在门口迎接，这位中年汉子面对毛泽东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与他拉了几句家常后，说：“老乡，打搅了，我们住在这里，你到哪去住啊？”
吴进增答道：“不打搅，我们吴家在村里是大姓，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坡上就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那儿”。
事前，乡里的干部到吴进增家借房子时，只告诉吴进增，部队的同志要来你家住些天，并没有说明是谁来住。但吴进增还是认出了毛泽东。出得家门，他激动地对儿子说：“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哩！”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可不敢对别人说！”毛泽东离开以后，他精心照管着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为了使年久失修的那孔窑不致坍塌，他特地在窑的东墙又垒了一间。
毛泽东在枣林子沟住了三天，在此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会议开了差不多两天，在毛泽东要不要留在陕北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在村口握别。临上车，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们这次要去白毛女的家乡，担子不轻呢！”
刘少奇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会依靠组织和当地广大群众，尽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说：“如果能见到恩来，转告他，我们是一分为三，不见不散！”
当天傍晚，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枣林子沟沿咸榆公路北上。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从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部队立即就地隐蔽起来。飞机飞得很高，渐渐远去了。部分重新集合，可这时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却突然抛锚了。从延安撤离时，共有三辆吉普车，周恩来去山西用一辆，刘少奇、朱德去华北开走一辆，再没有车了，司机周西林急得满头大汗。毛泽东对任弼时说：“看来这个铁家伙不愿意跟着我们钻山沟了。好么，就把它留给胡宗南吧。没了它，还省里拖累，我们还是老办法，走！”从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或骑马，或步行，再没坐汽车。
部队离开公路向西再次钻进山沟。路上，毛泽东对任弼时说：“我们这支队伍，也是个小社会哩，行军打仗，吃饭睡觉，事情多得很，是不是成立了小政府，把这几百人组织好。我看，你就兼任个头头，全盘考虑一下如何？”我理解，毛泽东的想法是在中央下面设立一个与中央工委和后委性质相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央前委，即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纵队司令部。
后来的几天，是转战陕北期间最艰难的时候。部队沿槐理河谷西行十几公里，在子洲县邱家坪住一晚。然后经过三天不停的行军，于4月5日到达青阳岔。这虽也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但它位于宽阔的大理河畔，毛泽东住的窑洞在大理河北岸几十米的山坡上，站在这里极目眺望，大理河在脚下流淌，远处是莽莽的群山。与刚刚走过的充满危险的山间小路相比，心胸顿觉开阔。
周恩来从晋西北布置完成立后委的工作后，马上西渡黄河，抵达青阳岔与毛泽东会合，社会部派警卫处长汪东兴护送周恩来返回陕北。由于路途较远，又不安全，汪就留下了，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
随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吃过晚饭，会议接着进行，毛泽东让我也参加，出席会议的还有陆定一和汪东兴。
周恩来说：“为了加强中央前委机关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一个领导机构。从今天起，中央前委机关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三三见九，九九归一，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嘛！弼时同志担任支队司令员，负总责。陆定一同志任政委，叶子龙同志任参谋长，汪东兴同志任副参谋长。”
任弼时简要介绍了九支队的编制和人员构成情况。除了周恩来宣布的四人以外，还有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作战部长李涛。支队下设四个大队：支队司令部为一大队，包括参谋值班室、机要科、警卫科、行政处、卫生处、调查组和军委作战室。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由胡备文负责。三大队负责通讯联络，由崔林负责。四大队为新华社，由范长江负责。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负责警卫工作。
周恩来接着说：“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复杂，为了保密，我建议我们几位领导搞个化名，主席，你看怎么样？”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想了片刻，说：“我就叫李得胜吧！”
我马上跟了一句：“这个名字好，主席得胜还朝嘛！”
毛泽东说：“不能说还朝，我们离开延安，就是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革命必定成功！弼时同志是司令，你就按照司令的谐音叫“史林”吧。”
陆定一也照此方法为自己起了化名，叫“郑位”。
会议最后，毛泽东对任弼时说：“‘政府’组成了，你们四个要把这几百人的‘国家’管理好，任务繁重呢！”
当晚，毛泽东伏案疾书，动手修改中央的一个通知，把枣林子沟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告知全党。当晚即以密码电报发了出去。电报全文如下：
刘、朱、叶、杨并彭、习、贺、李、聂、刘、黄、刘、邓、滕、薄、陈、饶、张、黎、林、高：
一、中央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中央率一部工作机构留陕北，中央工作委员会率另一部工作机构经五台移太行，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准备仍与中央会合。
二、中央工委及其所率之一部中央工作机构（由安子文带领），其经过路线，应由晋绥、晋察冀及太行分别派队接送，并与朱、刘及安子文所带之电台分别联络。
三、中央后方机构留晋西北期间，其警戒由晋绥军区担任。
四、中央工作机构分在陕北、晋西北及太行时期，其生活供给，由陕甘宁、晋绥及太行分别担任，其业务经费由三部分自行开支。各区应解中央之款项，仍照原规定不变。
毛泽东从撤离延安到决定留在陕北，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妙计划。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给蒋介石套了沉重的绞索，几十万部队被拖疲、拖垮、直至拖死，毛泽东无疑是这出剧的总导演。
4月9日，任弼时召集支队领导开了一个会，研究支队工作。考虑到中央后委已经开始运转，为了便于行动，决定将支队内部的大部分妇女和儿童送到中央后委所在地山西临县去。同时对情报、通讯、保卫、后勤、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部署。
4月12日，部队准备起程。临行前，周恩来交给我一只木箱，说里面是金条，以备不时之需。我把箱子交给挑夫。几个月以后，在小河村，我打开箱子一看，哪里是什么金条，是满满一箱手表。周恩来拿出一只送给了我。但这只手表我没戴几天，小河会议期间的一天，王震看到我手上的表，非要摘下来看，然后戴在他自己的手腕上。我说，这是周副主席给我的纪念品，不能给你。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块手表，对我说：“我不白要你的表，咱们交换，留做纪念，好不好？”我只得答应了。
王震和我是同乡，比我年长八九岁，是一位很受毛泽东器重的干才。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旅长，并身兼延安地委书记、军分区和卫戍区司令员。他亲自领导了南泥湾大生产。1943年秋，毛泽东曾到南泥湾视察，十分高兴，还向王震挑了大拇指。直到如此今，南泥湾仍是陕北地区的重要农作物产地，人称“陕北小江南”。
七、“争取不再回来”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从杨家沟出发，经绥德县吉镇、佳县螅蜊峪，23日中午到达吴堡县川口。面对黄河，毛泽东伫立良久。他仿佛在与黄河交谈。我从背包里拿出相机，对准了他。镜头里，一个伟岸的身影与苍茫的黄土高原、宽阔的黄河融为一体。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这种感觉至今令我激动。我想到了12年前第一次渡黄河的那一天，毛泽东也是这样地伫立着。突然我的视线变得模糊，以致无法看清镜头的景物。
这时，毛泽东一摆手：“莫照了！过河吧。这次过去，争取不再回来，事不过三嘛！”
渡船早已备好。毛泽东上船后，老船工一声号子，船解缆离岸。这时，毛泽东忽然对我说：“子龙，还是照张相，留个纪念吧！”
我端起相机，以黄河西岸为背景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不一会儿，船即到达了河对岸，我又连续为毛泽东拍了好几张照片。
渡过黄河以后，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个名叫寨则山的小村子，在此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继续东进，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毛泽东与叶剑英、杨尚昆等一起吃了饭。短暂休息后，毛泽东等换乘吉普车沿公路向北行进。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乘坐汽车了，毛泽东坐在车上，显得很高兴，他对我说：“嗯，这车比那个“红十字’好！这车你会不会开呀？”我知道，他说的“红十字”是抗战初期宋庆龄送给他的那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三轮摩托车。
我回答：“还不会！我学会开‘红十字’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只是觉得好奇才学的。现在年纪大了，没有这种兴趣了。”
毛泽东说：“你刚刚30多岁，新的东西还是要学么！”
进城以后，我仍与毛泽东同坐一部车，而且车里经常是只有毛泽东、司机和我三个人。解放初期，北京的治安条件还不是很好。我心想，万一路上遇到紧急情况，我要能立即开车把毛泽东带出险境才好。于是我就向司机请教，并学会了开车。
毛泽东转了个话题：“刚才见到小蒋没有？”
我说：“见到了，她还给我看了您给她的题词呢。”
我爱人蒋英1947年春随中央从延安撤离后，直接过黄河到临县从事土改工作，这年秋天到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48年年初回到临县三交镇。不久，从杨家沟来三交镇办事的一位同志给蒋英带来一封信，信封上用毛笔写了“蒋英”两个字。蒋英早在延安时就多次为毛泽东抄写文稿，对毛泽东的字很熟悉。她一看信封上的字迹就知道是毛泽东写的。她抽出信纸，上面写着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光明在前 努力奋斗”。她知道，这题词既是对自己的鼓励，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期盼和必胜的信念。这题词我们一直珍藏至今。
毛泽东目视前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是啊，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八、毛泽东在晋绥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村。贺龙把他住的房子给毛泽东住。这是一个坐北向西的宽敞院落。毛泽东在这里住了9天，召开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并听取了贺龙、李井泉关于晋绥解放区土改和整党等情况的汇报。
就我的印象，在此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解放区的土改工作特别关注。他常说，土改搞好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可以大大地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早在1947年夏秋季节，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此时的7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的石屹崂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刘少奇9月16日为工委起草向中央的请示电：会议“决定两问题，即通过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大纲及普遍整党。”会后，刘少奇分别与参加会议的晋冀鲁豫（邯郸局）、晋察冀、晋绥、燕北、山东、冀热辽等代表团谈话，对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问题作进一步的部署。从此，以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富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土改，以及同时进行的以纯洁组织为核心的整党运动，在各解放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此前，毛泽东一直在陕北山沟里与胡宗南周旋，对土改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电报的形式。他知道土改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左”的偏差，他急需实地了解情况。
1948年3月15日，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致热河分局电：“在土地会议后批评与纠正了各种右倾观点后，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了许多‘左’倾观点及各种‘左’倾现象，例如普遍地提高成份，侵犯中农，贫农团的孤立主义与唯成份论及乱打、乱杀、乱捕、乱封门及土地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到处发生。”3月19日，刘少奇至电毛泽东，汇报中央工委一次会议的情况。三个中央局（华北、华东、华中）“检讨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策问题，着重点是放在纠正‘左’倾的偏向上，详情另告。会议大约在25日可结束。
毛泽东在晋绥的调查研究中，对一些地方的工作不甚满意。
一天，胡乔木来到机要室，说要查找一份电报，是中央工委发来的，内容是关于土改方面的。我说：“工委的所有电报都马上给主席送，一刻都不能耽误，这你是知道的。”
胡说“记得主席看过这份电报。但他说没见到，还跟我发脾气了。”
毛泽东处理电报，阅后大多数情况要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因此我说： “你看看是否在别的领导处。”
胡乔木说：“都问了，没有。”
这时，电话铃聚然响起，我抄起电话，毛泽东那特有的声音传了过来：“怎么搞的嘛，连个文件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当即表示马上再找一找。放下电话，立即派人仔细查找，并嘱咐如找不到，赶快向西柏坡发电报，请他们将那份电报再发来一份。忙完了，我对胡乔木说：“现在来往电报太多，又传来传去的，很容易丢失，得想个办法。”胡乔木说：“我也在琢磨这个事。你看这样好不好，以后，凡是给领导的电报都在台头写上名字，阅后签个字。”
我说：“这倒是个好主意，但要请示主席。”
胡乔木说：“你知道主席的脾气，你去办这个事吧。”
我说：“等他消了气，咱们一起去，不过这事还得你去说。”
晚饭后，我拿着西柏坡发来的电报，与胡乔木一起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我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承担了丢失电报的责任。胡乔木说了我们关于改进文件管理的想法。毛泽东用手指着胡乔木说：”你可不要反攻倒算啊，谁的错要讲清楚！”
胡乔木说：“这次是我们工作失误，您如果同意我们的意见，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毛泽东说：“立个规矩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么！”说着，他在一份看过的
文件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毛、周、任、贺阅”的字样，然后在“毛”字上画了一个圈，并签上了日期。他把文件交给我们，严肃的说：“这样可以吗？画圈为证，以后就这么办。谁出了问题谁要负责任哟！”
作为一项制度，文件的圈阅制度直到现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顺便说一下，毛泽东签发电报、文件时，有他独特的方法表示急缓和密级。凡是急件，他都在文件的右上角写“A”字，“A”字越多表示越急，最多时写四个“A”。毛泽东的往来文电，都要经过我的手，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我都知晓，几十年都是这样。但也有少数例外。有时他交给我文件时，将文件对折一下然后用钉书机在中间钉一下，我就知道，这个文件是绝密的，我不可以看。
4月1日，毛泽东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讲话，肯定晋绥土改和整党的成绩和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的总政策。”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并做了重要讲话。
在蔡家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一场文艺演出。其中一天看的是由当地群众剧团演的晋剧《三打祝家庄》。这出戏，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看过两三次。他的特点就是善于从平凡故事里总结出哲理性的东西。他多次谈到过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在1937年8月所著的《矛盾论》中谈到：“《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在蔡家崖，毛泽东边看戏，边与贺龙等同志又谈知已知彼和调查研究对做好工作的重要意义。
九、毛泽东与苏联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以及非洲、欧美等国家的许多政要曾不只一次地邀请他到国外访问，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在 1957年11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成行于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月，国内事务千头万绪，他却去了苏联，而且一住就是七十多天，这的确不同寻常。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想做的，谁说也不一定行。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后的一天早晨，毛泽东把我叫到他的卧室，他要我把一份给国内的电报尽快发出。看见他，我就知道他又工作了一夜。此时毛泽东正眺望着车窗外冰封的西伯利亚原野，一轮红日正从远处的山巅喷薄而出。我从他手中拿下已经快要烧到手指的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毛泽东并没有动：“子龙啊，这里的太阳和西柏坡有么子不一样的？”
他又一次提到了太阳！在我的记忆里，这两年，他已经多次说到太阳这个词了，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一般意义的“太阳”。
还是在年初时，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北平和平解放了，西柏坡的老百姓也在准备过个像点样的春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突然来到西柏坡。他在西柏坡住了好几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与他交谈。
那几天，毛泽东与米高扬谈了很多，大部分时间都是谈笑风生，与接见其他外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私下里，却与平常有些变化。抽烟比往日多，说话少了，而且为了一点小事还向工作人员发了脾气。这是他心里不痛快的表现。事后得知，与米高扬的谈话不顺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苏联人没有明确表态。毛泽东为此十分生气。
送走米高扬，大约是正月初十前后，一个下午，我陪同毛泽东到外面散步，登上一座小山，太阳在树梢丛中，映红了半个天。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自语：“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么。”他转过身对我说：“子龙啊，等全国解放了，你跟我到苏联晒晒太阳好不好？”
还有一次，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48年春天，毛泽东东渡黄河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他没有直接到西柏坡，而是准备从这里去苏联。他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被斯大林婉言谢绝，没能去成。后来，斯大村派“资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
在专列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太阳。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不用我回答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太阳在延安没看到，在西柏坡也没有看到呢！”
看来，毛泽东对什么事一直耿耿于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而此时苏联的立场却仍然暧昧。在抗战行将结束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7月，斯大林对到苏联访问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说，中国只能有个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同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同时表示抗战胜利后，把中共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是必要的。愿意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
1949年1月，国内局势已经明朗，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同前往。
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但毛泽东毕竟是伟人，他在公开场合从来都在维护苏联和斯大林的威望，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大本营，中国是这个阵营中的一个成员。说我们单相思也好，一边倒也好，都没有关系。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后，斯大林派遣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齐赫文斯基来见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苏的口信。毛泽东当即决定派刘少奇率团前往。
经过周密准备，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从北平乘火车到旅顺，转乘苏联飞机到达莫斯科。刘少奇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了六次，斯大林在对中共的问题上做了自我批评。双方同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尽快访苏，届时两国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刘少奇和斯大林还谈到了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8月7日至14日宋子文访苏，在与斯大林会谈时代表国民党政府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互换《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派代表监督外蒙古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是赞成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苏联发来的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过了不久，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准备赴苏访问。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去苏联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我们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物质准备上，尽最大力量采购、调运了一批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如大白菜、大葱、冬笋、梨等，量都比较大，仅上好的西湖龙井和各地名茶就达一吨。另有许多日常用品如布匹、瓷器、工艺品以及紫铜火锅等等。还特地买了12双象牙筷子。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我们精心准备了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为此，我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
兹将已准备好之礼物，开列如下：
1、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 一幅
2、杭州丝织斯大林像 二幅
3、江西瓷烧斯大林相片二块
4、江西瓷烧带斯大林像的盘子 十个
5、24人用的江西西餐用具 全套（共100余件）
6、北平铜底烧瓷寿盘 一对
7、景泰蓝茶具（大小共五件） 两套
8、康熙青花大瓷花瓶 一对
9、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
10、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 一对
11、象牙雕刻圆球 三个
12、象牙雕刻八仙一套 共八个
13、象牙雕刻的龙船 一具
这其中，许多货物是我亲自办的，由于正值冬季，许多东西很难找到，要的量又大，所以我们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工作人员不多，主要有翻译师哲，警卫处长汪东兴，负责文字工作的陈伯达，他在代表团的公开职务是哲学教授。我还是“老本行”—机要秘书。
12月6日北京下着大雪，毛泽东等乘专列离京赴苏联访问。这次访问没有对外公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西直门火车站送行，没有举行欢送仪式。公安部长罗瑞卿护送毛泽东到天津后下车，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李克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等陪同毛泽东到中苏边境后下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以及苏联铁路专家柯瓦廖夫与毛泽东一起到苏联。列车到达沈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上车迎接并护送毛泽东到满洲里。
毛泽东的专列在苏联大地一路疾行。每到中途停车时，当地主要官员都要上车迎接，热情欢迎和问候。12月16日中午12时，火车驶入莫斯科北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迎接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在路上患了感冒，身体不适，苏联方面只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后，马上乘汽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斯大林的一座别墅下榻。
这座别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三层小楼。毛泽东被安排住在一层的一个大套间，我和师哲也住在这一层。陈伯达、汪东兴等住在二层。毛泽东住的房间，高大、宽敞、舒适、方便，而且装修得很豪华。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卫生间一应俱全。
我先来到毛泽东的房间看了一遍，发现两样东西是毛泽东从来不用的，一是弹簧软床，一是坐式马桶。我与苏联接待方面进行了交涉，但因为这是斯大林的住处，要改变里边的家具陈设看来没那么容易，苏方人员很是为难。我知道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什么都能将就，更何况这是在国外，相信他会适应的。所以我就没有再坚持。
总体上说，苏联方面对毛泽东的来访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和极高的礼遇。这一点，从我们进人苏联境内的第一天起直到结束访问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都能体会到。
到苏联后，毛泽东说过：“我到苏联来，是想亲自听听斯大林同志意见，我们要好好谈谈。”看来他迫切想见到斯大林，是要说出他在心里憋闷了多年的话。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泽东访苏的机会，密切中苏关系，具体来说，两国签订一个条约，仅此而已。
所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初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他们两人见面伊始就表现出来了。
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只带了翻译师哲前往。
回来后，我从毛泽东的举止中隐约发现他不太高兴。
大约是在晚上10点左右，我正在他的房间整理文件。毛泽东忽然掐灭了香烟走进卫生问，并在里面说了句什么。
我连忙走过去，他大声说：“我要拉屎！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拉屎放屁嘛！”
他又提出不睡软床。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我只得请人帮助把床垫从那张豪华舒适的弹簧床上抽下来，放到地板上。
收拾停当，我准备退出，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事。毛泽东说：“人家不谈，就都不要谈了。睡觉！”
第二天，毛泽东明确告诉我：“我们这次来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的，顺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谈，你们也不要和苏联同志谈.”
毛泽东一定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几天以后，我才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见的一些情况。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
斯大林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一方面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不能谴责毛泽东；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是胜利者，苏联也不应受到谴责。斯大林的这句话是为自己开脱，表面是对毛泽东的赞扬，实际上是绵里藏针。
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几次提到王明和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与毛泽东谈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请周恩来谈，斯大林虽不很满意，但最后同意请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
其实毛泽东也并不那么愉快。虽然在苏联人面前他仍是谈笑风生，但回到住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发了几次脾气。
一天，陈伯达向毛泽东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剧《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花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
毛泽东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也不高兴了，随后他到我的房间，说：“我好心好意地反映问题，却挨了一顿骂！主席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饭时，陈伯达没有到。毛泽东让我去找。陈伯达蒙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饭。他说：“我绝食！”显然他还在生闷气。
回到餐厅，我向毛泽东如实做了汇报。毛泽东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实际上陈伯达也并没有绝食。当天我去陈伯达的房间，无意中看见床下有一些饼干包装纸，床上还有不少饼干渣子。
毛泽东有时毫不客气地训斥身边的人。每当此情况发生，他一定有什么特别不遂意的心事。
还有一次，也和陈伯达有关。那次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参加了，并坐在毛泽东身边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而且与斯大林大谈特谈起来。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使毛泽东很反感。
回到住地，毛泽东对我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毛泽东吃鱼的小插曲。
1949年年初，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一次毛泽东与他一起吃饭，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盘鱼问毛泽东，那是不是活鱼烧的。谁都知道，西柏坡村边的河里有的是鱼，在当时的条件下，吃活鱼比吃死鱼要方便得多。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米高扬的问题，而是用筷子挟了一块土豆，说：“我们吃了多年这个菜，好吃，营养丰富呢！”
在斯大林的别墅，住几天就不耐烦了。这天早晨，毛泽东一起身就对我说：“如果苏联同志送吃的来，告诉他们，鱼一定要活的哟！”
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莫斯科为毛泽东送食品的汽车到了大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一位中年军官，他和一个青年人从车上抬进两筐冻鱼，其中一筐是上等的鲟鱼。
我连忙跑过去，对那位军官说，我们首长只吃活鱼，请你们把这鱼拉回去！
那个军官不明就里地耸了耸肩膀，又把鱼装上了卡车。
1950年1月ZI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毛泽东访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废止了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2月14日晚上9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饭店举行中国代表团访苏答谢宴会。斯大林和苏联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参加宴会的达到五百多人，把宴会厅挤得满满的。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斯大林用的火锅与其他的不太一样。这只火锅是我们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他的礼物。宴会开始前，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把它拿来，我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的同志说是怕钢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
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 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传！”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一天，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他突然问我：“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
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观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电影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
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我们对原子弹的巨大威力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我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以后的情况表明，这部影片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
回国以后不久的一天，地矿学家、后来担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人来到中南海，把带来的一只玻璃盒子摆到桌子上，盒子里面有一小块石头。毛泽东准备走到近处仔细看，马上被李四光挡住了：
“主席不要靠得太近，这东西有辐射，对人体有害。”
说着，他手持一个小测试盒，走到离玻璃盒一米多远的地方，测试盒就嘀嘀地叫了起来。钱三强对在座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说：“这是铀矿石，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材料。这种矿在我国也有。但提炼和制造的技术比较复杂。”
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2月27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满洲里，并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山海关做短暂停留，高岗全程陪同。车到哈尔滨，我下车买了一些熏肉大饼，毛泽东连说：“好吃，好吃！这才是正宗的中国餐。”
在长春，毛泽东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并拍摄了纪录影片。
在沈阳，毛泽东参加了高岗组织的舞会。
专列从沈阳直发北京。铁路沿线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密，沿途路边，每一个电线杆旁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站岗。
3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回到北京。
与第一次访苏不同，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的挑战。
毛泽东酷爱迎接挑战。他从不依附任何人，哪怕你有天大的力量。他也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进城后，一次吃饭时，他对李纳和我的两个女儿讲过古人梁鸿不因人余热的故事。说是东汉时期陕西扶风有个文学家梁鸿，因写了讽刺封建统治者的诗而遭到迫害，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靠打工度日，一家人穷得很。邻居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做饭吧。他却回答：“童子鸿，不因人热也。”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从小立大志，不靠天，不靠地，更不要靠爸爸。要靠自己解决问题。”
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到了即将摊牌的时候。毛泽东说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换句话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关系，集中反映了中苏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对斯大林始终是尊敬的，他一直把斯大林当作世界革命的领袖来看待；反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个漫长的过程，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才转而支持毛泽东，从他一句“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话，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态度。但是，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他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对此，毛泽东认可了，至少从表面上和公开场合是这样。
但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仍以老大自居，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可以用话不投机一言以蔽之。中苏关系也经历了从亲密到疏远直至决裂的过程。
毛泽东追求的是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平等，但苏联不答应，这是矛盾的症结。
1956年3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3月17、19、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造成思想阵线的混乱，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有错误，但贡献是巨大的，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认为，10月在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和做法上，苏联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还有一件事令毛泽东不快。王明于1956年1月30日去苏联治病，在苏联大量发表文章，为自己评功摆好，诋毁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对此，苏联予以纵容。王明此后一直住在苏联，再也没有回国。在毛泽东与王明谁是谁非的问题上，“苏联老大哥”虽不明说，但其实际行动的态度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1957年11月2日上午毛泽东乘苏联图一104客机离京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苏联大度尤金陪同。我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毛泽东住在克里姆林宫，事前对毛泽东住的房间进行了改造，特别是床和卫生间都按毛泽东的习惯进行了改装。
毛泽东这次访苏是为了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况活动。在苏联，他广泛接触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强调各党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和兄弟的关系，而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
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讲话，说，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毛泽东游泳，毛泽东招呼他快下水，但赫鲁晓夫犹豫了半天也不敢下去。我给了他一只救生圈，他仍不敢往深处去，水刚到大腿处就不走了，在那里用手往身上撩水。及至游完上岸，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不到深处则不知水深水浅：不会游泳则不能体会弄水之乐哟！”还有许多次，毛泽东都是借题发挥，以细小的事说明一些他要说的道理。每当这时，赫鲁晓夫只有听着的份了。
毛泽东访苏结束临回国时，苏联人送了许多礼品，工作人员说，其中一些是送给毛泽东的生日礼物。有一种鱼子，颗粒大且饱满，是极品。
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请了几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摆着一小碟鱼子。毛泽东招呼大家：“你们都来尝尝，这是社会主义的鱼子呢！”
有个人用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看得出，他不爱吃这东西，又不好吐出来，强忍着咽了下去。
毛泽东问：“怎么样，好吃吧？”
那人回答：“好看不好吃，我享受不了，吃不下。”
“对着哩，掐（吃）不下就不掐（吃）么！”毛泽东用纯正的乡音说了一句，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十、毛岸英牺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也很忧虑。此时大陆刚刚全部解放，解放台湾也摆上了日程，正在积极做着军事、外交、物质等各方面的准备和部署，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十分敏感和大部分的时刻。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应对的准备。几天后，我把金日成发来的一份电报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金日成通报了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后，正在继续向南快速推进的情况。我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朝鲜的解放和南北朝鲜的统一很快就要实现了，金日成真了不起。”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美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后，中央连续开会研究朝鲜战争局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频繁地向全国各地的部队领导发电报，通报有关情况，并告之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期间，通过电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与彭德怀、粟裕、林彪进行了情况交流。8月底，毛泽东给远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发去一电，提出为了应付局势斩变化，“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战争果然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
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数万部队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
26日攻战汉城，并大举向北进犯，战局迅速恶化。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金日成首相发来一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迅速看后说：“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情况和我们出兵的问题。第二天，我与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说：“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到苏联休养，关键时刻还是彭老总行！”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西北赶回北京接受任务。临出发前，毛泽东把他的儿子岸英托付给彭德怀。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前，毛岸英随彭德怀已先期进入朝鲜。
11月2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以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电报极简短。拿着电报，我的心在颤抖。岸英比我小六岁，我们相识很早，交往较多，私人关系也不错。他才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我拿不准主意，该怎么处理这份电报，毛泽东经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吗？我把电报交给周恩来，他是解决问题的大师，每次遇到难题时，我少不了请教他。周恩来看了电报，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他低声对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主席。”
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并提到上次电报中谈到的战事翻译有误。这一次，我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把电报交给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听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做了大量泻染，其说不一。实际情况如上所述，彭德怀的电报只有周恩来和我知道，向毛泽东报告时只我一人在场。为了便于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于1951年1月10日将岸英牺牲的事在极小范围内做了书面通报，并附了一纸说明：“此事请各同志阅后不要宣布，现在还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请注意。”（这份材料现存中央档案馆）
对岸英后事的处理，彭德怀来电建议，岸英的遗体与在战争中牺牲的其他志愿军官兵的遗体一起埋葬在朝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回到国内。这批部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三个师以及后勤保障部队共七万人。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事实证明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祖国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长眠于异国的土地。
十一、“窃听器事件”
毛泽东工作时最怕别人打扰。在这方面，他的“抗干扰”能力很差，他有时发脾气就与此有关。但是，一旦干扰过后，他的气马上又会消了，然后总要说一句“出个安民告示么！”
但毛泽东自己却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上阵。战争年代不要说了，我多次被他从被窝里“掏”出来抄写材料、发电报或做其他的事。他外出时，从不事先说明，而是拔腿就走，令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很被动。
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对他讲过的话，要特别留心地记住。进城以后，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和中央机要室主任的我，总想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我曾多次向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一想法，他们也深有同感。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就是录音。
录音作为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实践证明效果也是很好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在这件事上，我是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有必要多讲几句。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准确记载领导人的讲话，就培养了一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主要手段。
我的想法是，要通过机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工作方便，顺心顺手；为他们提供文件信息要既快又准；传阅文件顺序流向要科学准确，尽速传完；重大事情随时报告；领导查询问题要立即回应；会议准备和现场服务要头头是道、滴水不漏；打印文件要随来随印，准时送到等。我们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各大书记的赞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也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因此，机要室本身没有中央领导和毛泽东的讲话、谈话的文字和录音材料。一次，中央领导向要机要室查阅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地点的原始材料，我们无法提供。几件事下来，我确实感到我们工作严重失职。为此，我几次与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在进一步搞好速记工作的同时，开始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购置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职录音人员。
不料，后来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被诬为“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
1966年在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1975年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我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做的政治结论中也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
对这件事前后的情况我基本上是清楚的。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叙述。
第一，要室的录音工作简况。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会议的录音，始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当时是由原中央秘书局管理的。1959年10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交给机要室。从此，录音工作就成为机要室业务工作的一部分。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灵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这些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为了更准确、更完整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话的历史文现状资料，机要室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从1958年11月开始，毛主席外出时，对毛主席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也进行了录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中办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如向“毛选”编委会提供毛主席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的。
第二，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1959年11月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托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1960年1月上海会议时，我曾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资料，毛主席说，那好嘛！1960年4月底至6月初，杨尚昆同志随同毛主席外出。到天津时，毛主席指示杨尚昆同志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在发表接见外宾谈话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有些还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这些事实都说明不存在“秘密录音”。
实际上，在录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过具体指示。他曾亲自对我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明文规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的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中指出：“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正常业务工作的一部分。这项工作从它的动机、目的到效果，都是一致的，是好的。实践证明，它已经为党积累了一批珍贵档案资料，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所谓‘窃听’、‘秘密录音’、‘私录’毛主席谈话和‘盗窃党的机密’等，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纯属政治诬陷。”
第三，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在所谓 “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但是，经过十多年的所谓审查，根本没有查出他们“窃听”、“秘密录音”、“盗窃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任何事实根据，而许多好同志却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因为所谓的“窃听器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同志甚至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我也因此被监护审查了近七年时间。后来，毛泽东得知我的处境，亲自过问，并说：叶子龙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他。不久，我获得了解放。
1980年5月10日，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复，同意中央办公厅政治部3月24日 于为我平反的决定。决定说：
一、叶子龙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期间的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资料，是机要室的一项正常业务工作。该室工作人员都知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是知道的，不存在“秘密录音”的问题。所谓“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纯系诬陷不实之词。
二、叶子龙同志长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是热爱的，说他“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三、叶子龙同志曾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讲过一些意见，而且实践证明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说他有“攻击”言论是完全错误的。
四、叶子龙同志在机要室工作期间，在工作作风上的缺点，过去早己做过处理，
《审查结论》又作为定案处理的依据，是不对的。
叶子龙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领导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成绩是主要的，对党是有贡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是好的，不存在所谓“性质是严重的” 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对叶子龙同志进行监护审查和一九七五年对其所做的政治结论，都是错误的，纯属错案，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撤销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所作的《关于叶子龙同志的审查结论》，推倒强加于叶子龙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将一切诬陷不实的材料从档案中抽出销毁。补发在监护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
十二、离开中南海
经过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变得不是很正常。有一种现象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对毛泽东的工作、谈话甚至想法是比较了解的。那个时期，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同志看见我，就会问；“子龙，有什么消息？”
我知道，他们是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在揣摩毛泽东的想法。每当此时，我就会说：“消息很多，都登在报纸上！”
毛泽东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到底为什么？”
这个时期，正逢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步入调整。1960年，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之年。
1961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让我通知在他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林克、高智等几个同志来，说是要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很快到齐了。餐桌上照例没有酒肉，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蔬菜。这一晚，毛泽东讲了很多。他首先讲到我们一组进行的小整风。
毛泽东说，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像今天我们一起吃饭一样，大家团结得都很好，这就好。你们整风，检查一下，批评一下，大家还是团结在一块。这就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
“从前有张仪和苏秦两个人，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鬼谷是个地方，出了一个先生，所以叫鬼谷先生。后来苏秦在赵国当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郸。邯郸这个地方，你们到过没有？张仪在楚国做个小官。楚相丢了块宝玉，怀疑是张仪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顿，满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大概还不会安假牙吧。张仪回到家里，叫老婆看看他嘴里的舌子还在不在。他老婆说，舌子还在。他说，那就不要紧了。他跑到邯郸找苏秦，一去就住进‘招待所’，大概是现在北京饭店之类的住所，好几天没有见到苏秦的面。后来苏秦请他吃饭。张仪到了苏秦的衙门，看到摆了酒席，排场大得很，苏秦坐在当中高处，请了各国使节，也有契尔沃年科。席面当然比我们今天吃的丰盛得多。但是却把张仪安排坐在下面角上，盛了点仆人吃的饭食给他吃。这下子张仪的气可就大了，无非是破口大骂苏秦你这个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饭店’满肚子的气。‘北京饭店’的‘经理’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张先生脸色不痛快，有什么生气的事吧？他说：当然有气！就把当年和苏秦是同学，今天苏秦如此这般对待他说了一番，并且骂苏秦此人无情无义，是王八蛋。这位‘经理’说：看来只有到秦国去。张仪一想也对，就此动身。‘经理’陪他走到秦国，一路花费大概相当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吧！到了秦国，他们为了见秦王，就走走门路，行些贿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万人民币。以后，张仪当上了秦国的宰相，‘北京饭店’的‘经理’就向他告辞回国，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张仪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并说过两年一定要出兵攻打赵国。‘经理’听他这样说，就告诉他，赵国宰相苏秦是个好人，当时苏秦所以要气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赵国安居下来，不想上进，做不了大事。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张仪，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策划张仪到秦国来，和给他的一切花销，都是苏秦主使的。张仪一听，才恍然大悟。‘经理’又说：苏秦只希望你当了秦国宰相，十五年内不要出兵攻打赵国。张仪听后表示：只要苏秦活着，我就决不出兵攻打赵国。”
“这是一个故事。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人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饭后，大家回去休息了，但毛泽东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他在当天深夜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我们经过短暂的学习培训，很快就下去了。毛泽东也于1月下旬至2月下旬亲自组织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进行调查研究。这次到河南农村，时间长达半年。下去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同寻常的。实际上，我已经开始预感到我要离开中南海、离开毛泽东了。
1962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提出，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他说：“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还说；“我快七十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他还说：“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他最后说：“你自由了，我还要坚守阵地。你我一起这么多年，互相知底，就不多说了。”
谈话后，他破例把我送出门外，并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我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
从此，我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再也没有回来。
我被分配到地方工作后，仍不时想到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叶子龙的今天。我永远怀念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