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马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还是文章大家。他不仅开创了政论文写作的新生面，也开拓了公文写作的新天地。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同时在公文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他用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理论，指导我们如何写好公文。
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在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和推进各项工作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己动手写公文是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工作，也是其领导才干的体现。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高度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公文。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1964年，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严肃批评：“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毛泽东不但把亲自动手写公文的要求下发全党严格推行，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通知、指示、命令、电报，等等，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有340多篇；他还亲自阅读修改了难以计数的公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详细地看到有关记载。
有位外国名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所战胜。”刀枪是什么？武器、实力和行动。思想是什么？战略、策略和方法。新中国是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出来的，而革命的枪杆子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那支凝聚其深邃思想的如椽大笔。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1948年7月开始，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普通农舍中，亲手拟写了408封电报，以高超的智慧和雄伟的气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史诗。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说，靠的也是毛泽东那支如椽大笔。1955年9月至12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认真阅读了从各地征集上来的200多篇调查报告，精心挑选出176篇，进行编辑、修改，并为其中104篇撰写了按语，为全书撰写了序言。毛泽东用这部“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为全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一生亲自拟写公文之勤、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中外政治领袖中可谓独领风骚。
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
毛泽东十分厌恶“官样文章”，他严厉批评假、大、空的公文：“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对公文有深刻的见解。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新中国建立前后和1958年前后，他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涉及公文的文风，公文写作的原则、语言、文字、修辞等。
毛泽东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指出，文件“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好的文件标准，“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公文的最高境界，莫过如此。
对于公文写作，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例如：“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又如：“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再如：“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毛泽东像语文老师一样，认真阅读和批改党内公文，悉心进行指导。
有的文件“不扎实，轻飘一些”。毛泽东指出，这是起草人“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他要文件起草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有的文件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致信有关部门领导：“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
有的文件写得不够精练。毛泽东批示：“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
在公文指导上，毛泽东不仅高屋建瓴，切中要害，还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因为小公文关乎党和国家的大事业。
亲身实践，毛泽东这样写公文
与他的政论文相同，毛泽东的公文也写得潇洒自如，独树一帜，没有丝毫的八股味道。
毛泽东深悉公文的真谛，把准确性列为“三性”之首。公文主要用来传达要求，指导工作，必须准确无误，通俗直白。革命斗争时期，环境艰险，形势骤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治国安邦，百业俱兴。这一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说半句空话。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决定等，全是一对一、实打实，围绕重点，直指中心。
1948年3月14日，解放军攻克洛阳，不久撤出。4月5日，解放军再度攻克洛阳。8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并发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电报940多个字，在开头作出“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的判断后，随即提出九项应注意的政策。例如：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等等。新政策明确、清晰，既易于理解，又便于执行。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有人对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作过统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与闭幕词，两个文件加起来3000多字；有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指挥的电文，长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2000字，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足800字；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指示与通知，两份文件加起来只有700多字；《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仅548个字。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反映问题的知青家长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仅有34字的复信，极大地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主张，公文也要生动，讲究词章。现实中，有些公文形式刻板、套话连篇、缺乏生气。毛泽东所写公文则不然，在准确、鲜明的同时，还力求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祭黄帝陵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虽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公文，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在信结尾，毛泽东预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并满怀激情地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贴切的比喻、壮观的排比和诗意的语言。谁会想到，它们出自党内的严肃通信？——这就是举世无双的毛泽东。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苏马
1957年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着意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不仅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还认真审阅修改了无数的公文。笔者曾经从准确把握政策等五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审改公文的具体事例（见《刊授党校》2014年第11期）。现在再谈谈毛泽东在审改公文中突出公文主题等方面的实践，希望能够进一步帮助领导干部学习和领悟毛泽东审改公文的思想和方法，以提高起草、审阅、修改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突出公文主题
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部署工作、推进工作的重要工具。工作有中心，所发公文也必须围绕中心、突出主题，题目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毛泽东撰写文章、起草公文的时候都非常重视题目的拟定。他在审阅公文的过程中，如果感到文件主题不够突出、不够准确，也会亲自动手，认真修改。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三部文献集。他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精心审核，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了修改或加了题注。如，他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这个文献题目，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文献题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六个字。毫无疑义，这两份文献都非常重要，原来的题目在当时也较好地概括了中心主题。尽管如此，后来者如果只看这两份文献的原来题目，未必立刻知道一个是“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个是“遵义会议决议”。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加注后，两份文献的阅读效果就明显提升了，给人一种议题鲜明，一望而知的感觉。
党的机关报社论也属于公文，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精神与声音。毛泽东很重视党的机关报社论的作用，或亲自动手撰写社论，或亲自拟定社论题目，或亲自审阅修改社论稿。1952年7月1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将《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的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论稿末尾加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修改这篇社论的标题？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批示中做了专门说明：“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毛泽东改题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很好地突出了主题，也是送给日本共产党30周岁生日最好的祝词。
紧扣实际拟题
毛泽东说过，写文章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起草公文也应当这样，注意讲究拟题，准确概括出公文的实质内容，让人一看便抓住重点，记住关键词。毛泽东在审阅公文的时候，也常常根据内容来修改题目，使它更醒目、更能突出重点。公文题目该短则短，该长则长。
党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并作出重大决定的文字稿，是权威而郑重的文件，其题目应当如何拟定？作为党的领袖和文章大家，毛泽东在这方面提供了范本。1957年，中央拟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他将文件稿的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原题目有34个字，改后仅9个字，着重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入脑入心（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后来没有下发，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题目修改的实践，对我们依然有着学习和启示的作用）。
毛泽东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把它当作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载体。可以说，“内参”是我们党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文。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阅《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将标题改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他同时批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原标题只侧重于反映情况。毛泽东修改后，增加了12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注意，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公文题目长与短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作风。
力求通俗易懂
毛泽东非常厌恶官腔官调的八股文。延安时期，他曾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历数党八股八条罪状，三、四条是写文章、作演讲“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后来，毛泽东还反复讲这个问题，强调公文应当通俗易懂，能够“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在审改公文的时候，毛泽东也很注重语言文字的通俗。1954年3月23日，他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宪法的通俗性、普及性，为的是让人民群众能够读懂和掌握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讲到对宪法草案的文字修改，举例说：“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人民领袖为人民，在制定和修改宪法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坚持倡导好文风，看到鲜明生动的公文就给予赞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习。1959年3月26日，毛泽东阅安徽省委报送的简报，内容是该省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体制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规定。他觉得“这个文件，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还让他高兴的是，这份简报很通俗易懂。毛泽东写下批语：“写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喜悦之情，溢于笔端。
对于让人“看不懂的文件”，毛泽东则会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毛泽东专门讲到“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同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阅一份工业生产建设的报告时，写下内容相近的批语：“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反复提醒与告诫，可谓苦口婆心。
坚持文字简练
公文主要用来部署工作、指导工作，重在管用实用。这就要求它必须准确、简练，开门见山，直指核心，不能含糊不清，或穿靴戴帽。毛泽东历来反对讲空话、套话，凡是谈到写文章、写公文的时候，总是强调要文字简练。他在审阅修改公文的时候，也经常提出同样的要求。
党的机关报的社论要文字简练，去掉废话。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并致信负责宣传的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同时进行指导和提出要求，为的是帮助提高党报社论的水平。
党的会议中的有关文件，也要文字简练，还要清爽好看。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用了很多时间来审阅修改大会文件。8月22日，他在党的七届七中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报告稿（指八大政治报告）9万字，能缩减三分之一就好。”对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2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后，写批示，“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27日，他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并批示：“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修改稿的时候，则批示说：“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党的八大会议文件稿在原基础上有了新提升、新突破，成为载入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