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清
毛泽东是个典型的国土捍卫者。但是，1949年他接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由晚清而至于中华民国，这中间中国有太多的土地丢失，有太多的主权丧失。对此，一个积弱的国家，能有多少力量在土地问题上发出强大的声音呢？
1949年的年底，毛泽东的访苏行程终于确定了下来，并且成行了。他到苏联后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要面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份《关于对蒙古问题的照会》文件，并于同年11月在蒙古进行了所谓独立的“公民投票”，外蒙古独立，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而按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去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与条约都不予承认。那么，蒙古在苏联的掌控之下，能够例外吗？或者能够收回吗？如果坚持要“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与苏联展开谈判，中国的东北问题如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能在与苏联人的谈判中顺利获得理想的结果吗？
这是一场国家、民族间的利益博弈，但双方力量对比，清清楚楚。毛泽东想收回东北的一切权益，也想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斯大林也既想继续保持在东北的利益，又要求外蒙古是他可以掌控的与中国间的国土屏障和可控力量。
这样，两个场面上“友好”与“团结”的国家，背后计算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以及利益最大化。中国只是想收回自己曾经的东西，苏联认为这东西在我的手上，他就不是你的东西。
终归是要摊牌的，双方只有相互妥协。其实各自的底线都确定了：中国以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换回苏联人从中国的东北土地上全部回家去；而苏联则以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借以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用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为基础和出发点，与中国结成同盟。斯大林的算法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是其次再其次的东西了。
但即使双方底线确定了，且互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时也商量好了由苏、蒙、中就蒙古问题各发一个声明。但毛泽东还是心有不甘。因此，在苏联和蒙古发出外交部声明后，毛只是以胡乔木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这事，让斯大林很不痛快，为此，在与毛的见面时抱怨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只是听着，郁闷着，“一言不发，生了闷气”（《我做毛泽东贴身卫士十三年》）。
由于这些棘手问题的一揽子解决，签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的毛泽东就要回国了。告别住了二个月的莫斯科时的情景是感人的，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与为他服务了两个月之久的苏方人员表示了诚意的感谢，并送给他们一些丝绸类的礼物。回国途中，苏方的安排也是很周到的，毛泽东因为签署了大的协议、条约而心情愉快。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在列车奔驰在苏联辽阔的大地上时，沿途每一个城市，苏联人都安排了盛大的接待，城市也全部对中国客人开放，让其参观。毛泽东也是每到一地，都下来参观走访，情绪饱满。以至于在经过一些山区时，毛泽东兴趣十足地数起火车穿过的山洞数来，而且计数与卫士们、还有陈伯达的基本一致，只是别人的都是40个，毛泽东数成了41罢了。
车入伊尔库茨克，很快就见到了贝加尔湖。湖太大了，以至于列车沿着湖边行走了几个小时之久。毛泽东望着深蓝的湖水，先是认真的欣赏着，蓝天下的湖，湖中倒映的天，无一不让毛泽东陶醉其间。但看着看着，毛泽东的情绪起了变化，一种不安与痛楚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突然问起随同而来的陈伯达来：“陈夫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
陈伯达未加考虑就回道：“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是问你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是陈伯达没有听懂，还是他确实不知道历史上这是个什么地方，他只是吞吞吐吐地再一次重复道：“是乌兰乌德。”
毛泽东站了起来，显然是生气了。他对陈伯达大声地说：“我还不知道这是乌兰乌德吗？”
说话时，火车已经进站了。师哲领着当地党政领导来见毛泽东，苏方的领导人恭恭敬敬地邀请“尊贵的客人，毛泽东同志下车休息”。事实上，当地为迎接毛泽东下车休息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了。毛泽东一改此前每站必下的惯例，未加思索就断然挥手拒绝苏方的要求，并对汪东兴喊道：“开车，让立即开车！”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全境的回途中，唯一没有下车的地方。
正在人们疑惑不解时，毛泽东再一次问陈伯达：“我是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问历史上这是什么地方。明白吗？”陈伯达木讷着，无言以对。毛泽东像憋了一口恶气，对着陈伯达道：“请记住：这个地方，历史上叫乌金斯克。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居民基本上都是蒙古人，也有汉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苏武曾经牧羊的地方！”
本文转自“一清博媒·凤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