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3期 〔摘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处境和发展需求出发，毛泽东始终是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几个重要战略理论，都蕴含着关于世界多极化的丰富内涵。从“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乃至今天中国政府强调多样性、推动多极化的基本战略主张，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既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对外关系诉求，也反映了世界格局演进的客观趋势。这是理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线索。 一、毛泽东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从国际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格局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新格局的形成一般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多极格局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同其他社会事物一样，也有一个萌芽、发展和成熟的演进过程。虽然人们在冷战结束后才较多地注意到多极化的趋势，有些人甚至断言冷战后多极化才真正开始，其实这个进程应该说早就开始了，只是在冷战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内部结构较为紧密的两极格局时期，其他一些国家或国际政治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潜力并且实际上正在不断崛起，但由于与美苏的差距还比较明显，所以人们在研究国际战略格局时往往容易轻视或忽略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世界格局的现实状况和发展速度相比，人们的认识往往滞后。只有那些善于深谋远虑，具有深刻洞察力，能够高瞻远瞩地观察世界形势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的发展态势并未雨绸缪地提出相应的战略，最终使自己所代表的力量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描述、分析和展望这一趋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判断和政策主张。 关于多极化的发展速度与深度、内涵与性质、起点与终点（成型），人们也许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要不要争取实现多极化，多极世界、单极世界抑或两极世界，哪个更有利于建立、维持和增强本国的地位和影响，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政治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显然也会有不同的主张。也就是说，关于多极化趋势是否真实的事实判断同关于多极化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是既有联系也有重要区别的两个问题。就此而论，可以说毛泽东不仅认为未来的世界必定是一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而且，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处境和利益需求出发，毛泽东在主观上更是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主张利用各种矛盾，创造各种条件，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几个重要战略理论，都包含了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 如果说，在60年代以前，由于多极化趋势尚不明朗或不够强劲有力，毛泽东关于多极化的思想也许还不够清晰、直接，大多隐含在他关于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的分析和判断之中，那么，进入60年代以后，他对这一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比人们在70年代以后才产生的普遍看法至少早10年左右；毛泽东对多极化的期盼和主张，则自始至终都是十分明显、十分强烈的。他要求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让中国、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质上就是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美苏两极格局，更反对其中任何一家单极独霸。实际上，毛泽东多极化思想的萌芽起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 二、“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最初体现 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在毛泽东提出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方针，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已经产生了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最初萌芽。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一方”[1]的观点，也蕴含着类似意义。 毛泽东从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铁板一块。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过“两个世界五个集团”的划分方法。两个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所代表的光明世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而资本主义世界又有四个集团，这就是欧洲的德意集团和英法集团，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以及远东的日本。这四个集团又划分为帝国主义的两大阵线，即英美法阵线和德意日阵线。[2]1940年，毛泽东还根据各主要国家对待中国及中国抗战的态度将它们划为英美、德意日及苏联三个不同的势力集团，并且制定了依靠苏联，团结英美，打击日本的策略，为此还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著名策略原则[3]。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是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国家，也可以算是一个单独的势力，是前面三家之外的第四家。此时中国虽然还不能算一极，但毛泽东显然希望未来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其中也包含了他主张世界多极化的一些思想根源。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许多外交活动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曾经真诚地希望与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我党尽管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但还是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出发，努力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发展友好关系。但美国政府最终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也进一步认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苏联的对华政策当时也具有两面性。苏联支持中国革命，并曾给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极大的支持。苏联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干涉，但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也带有严重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中共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时常横加干涉。在国共两党之间，斯大林一度同样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毛泽东多次指出，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两重性，应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尽可能消除其不利因素。 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苏两个大国交往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后来提出“中间地带”理论，在美苏之外寻求新的联合力量的一些思想动因。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了亚、非、拉地区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并自觉地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与全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和平实现后，世界的发展方向不是由少数大国决定的，而是由各国人民来决定[4]。这些论断与斯大林当时试图通过苏美两家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显然很不相同。 大战结束后，世界走向新的战略格局，中国共产党在两极对抗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以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调停”失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全面恶化为背景，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包涵了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在其中[5]。毛泽东认为，当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中间地带人民与美国的矛盾。“中间地带”对美国扩张政策的斗争是延缓、阻止美苏为主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关键因素。“中间地带”国家是一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种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6]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是基于他对“中间地带”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的美苏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的认识。但这个理论与当时斯大林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观点也有一定的联系。苏联此时并不认为两个阵营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毛泽东也认为美国的直接目标并不在于进攻苏联，当时的主要矛盾也不是美苏或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理想的战后格局既不是两极对抗，更不应该由哪一家主宰。 1947年9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两大阵营”之说后，中共才暂时放弃了“中间地带”理论，从基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三分世界法过渡到了基于“两大阵营”理论的二分世界法，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将“中间地带”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是主张中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走“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非但不是要强调这些国家的中立性质，恰恰相反，强调的是它们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它们是反帝、反殖的一股重要力量。换句话说，与“中间地带”建立反帝、反美统一战线同“一边倒”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国在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与建设中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同时，仍然可以、而且必须团结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以冲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在冷战高潮的炽热气氛之下，中国接受两大阵营理论，放弃“中间地带”理论，表明了中国在东西方两制对抗中的态度和立场，但并不说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立场和作用本身有了不同的看法。 事实证明，对战后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的，正是迅速崛起的广大中间地带。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理论虽然在对外宣传上一度被放弃，却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维，这从他在5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重复并发展这一理论就可以看出。在60年代以前，“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分析国际格局、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毛泽东在28年后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它体现了毛泽东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矛头所向主要是美国，但对当时的两极世界论和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及其与美国的妥协立场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他在与美苏关系的外交实践中努力寻找两极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的表现。 “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作为新兴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始终注意把中国的命运同人类的进步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予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中间地带”理论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有关统一战线、敌我友划分等战略策略思想，更体现了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中小国家要求主权平等，反对大国霸权企图的普遍要求。国际关系的历史也表明，多极与霸权是不相容的，广大中小国家具有天然的反霸倾向，它们反对大国强加于人、强人所难的干涉政策，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因此历来主张世界的多样化和多极化。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它们在外交实践中追求多样化与多极化的决心、能力以及相应的力度和效果会有所不同。在战后初期，多极化的趋势固然尚不明显，美苏之外的其他力量或力量中心尚不明朗、尚未成熟，但显然正在集聚力量，并逐渐在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其世界多极化思想的最初体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两极体系受到更为有力的冲击。以亚非会议为契机，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两大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的倾向。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出了“三种力量和两类矛盾”的分析，并据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进入60年代，更明显的迹象表明，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中苏彻底分道扬镳，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瓦解。这也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在1963年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对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分析，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的多元性质。 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苏美控制各自盟国的能力大为削弱，两极体系正从内部开始瓦解；“中间地带”力量日益壮大，逐步成为抗衡苏美的国际力量；“中间地带”内部利益多元、矛盾交错。凡此种种，皆使整个世界呈现出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进入70年代，两极格局受到的挑战和冲击更加显著。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正式回到国际社会；中美缓和，形成大三角格局；资本主义三大经济中心正式形成，西欧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始加强政治与防务合作；美国急于摆脱越战包袱，开始进行战略收缩，苏联乘机转守为攻；东欧独立趋势增强，苏东矛盾日趋尖锐。总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体系，由于其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松散的体系，两极体系正在向多极化转变，这个趋势不仅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已经不可逆转了。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酝酿已久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终于成型。显然，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强的时代背景，没有对这种趋势的客观而深入的观察，“中间地带”理论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对欧美关系的看法也很能说明他的多极化思想。如前所言，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区别。50年代后期以来，毛泽东逐渐把欧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不把它完全看成美国的附庸。1959年，针对欧洲国家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以及欧洲国家内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7]。1960年，针对美欧之间围绕欧洲一体化所产生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8]。在欧洲国家开始一体化进程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欧洲联合起来成为独立一极的思想。 了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自近代以来，欧洲曾经出现过多次争霸与反霸斗争。通过不断分化组合的联盟战略，欧洲国家挫败了一些国家先后谋求欧洲霸权的企图。因此，欧洲大国都有均势外交的传统。这一特点在战后欧洲外交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走上联合自强的道路后，欧共体的对外战略实际上就是推行多极均势外交。在欧洲大国看来，多极与均势相辅相成，多极与反霸也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欧洲也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反对美国在欧洲和全球谋求霸权，并希望通过联合自强使自己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为此，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态度，便与美国有所不同。这在许多方面与毛泽东的希望不谋而合。毛泽东显然看出，欧洲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 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在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对抗的形势下，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毛泽东在国际上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但5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最早就体现在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思想上。毛泽东在会见一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时，多次阐明了中国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思想。 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个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9]1963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全世界的问题时指出，美苏两国都有许多困难，到处碰钉子，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对美国不满意，东欧国家对苏联不满意，实际上都是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10]。1964年1月，毛泽东指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11]。这就明确揭露了两个大国称霸世界的企图。 在欧洲国家中，毛泽东十分看重法国在建立多极世界中的作用，多次提到要法国带头独立于美国，表示中国“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的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12]。戴高乐上台后，毛泽东就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他称赞戴高乐有勇气不听美国的指挥，强调对西欧和美国要有区别。1964年1月，毛泽东向法国议会代表团表示，中法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加强来往”。在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他鼓励法国与美国作斗争，希望法国带头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通过法国的作用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疏远美国，并认为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形成反对美苏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还表示，他支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法国的戴高乐将军的观点，要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因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13] 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中，为了反对霸权国家，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就必须推动多极化，“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14]。为此中国对欧洲国家的政策必须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 英国加入欧共体后，1972年7月毛泽东接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说：“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他还说，不仅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有损欧洲国家的独立性，而且苏联对欧洲也一直怀有野心，表面上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但“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这才是欧洲的真正危险。[15]因此，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反对美苏两个霸权国家的斗争中，应当联合起来。这些大国真正独立，对别的国家就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特殊的联合方式。美国也好，苏联也好，相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同时对付所有其他大国的能力。1973年，毛泽东同法国蓬皮杜总统会晤时说：“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毛泽东在1974年5月和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苏联对中国和欧洲的威胁时，明确地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希思认为，苏联的实力得到增强，对欧洲形成了主要威胁，对中国也是一种威胁，而“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俄国发愁。”毛泽东对此表示，“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16] 进入70年代以后，两极格局正在被多极化趋势所取代的事实，连西方政治家也无法否认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认为世界已经有五大力量中心。毛泽东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但他更关心的是这五个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以及中国在这样一个多极化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并且特别强调欧洲的关键作用。毛泽东在同基辛格谈话时说，世界上美国与苏联是超级强权国家，在五个指头中，美国是老大，其次是苏联，再次是欧洲、日本，最后才是中国。毛泽东还指出，现在的多极化格局还不成形，主要是欧洲太弱，欧洲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17] 毛泽东关于西欧联合自强的主张，显然是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在外交实践中的一个具体、突出的体现。 将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演进历程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相对照，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基本的结论。 首先，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世界各大国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不同的集团和势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矛盾和分歧。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其二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主要大国必须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任何一家的霸权企图。这在冷战初期主要是毛泽东关于国际秩序的一种价值判断和战略主张，随着国际反霸力量的壮大和反霸斗争的深入，也逐渐成为一个与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相吻合的事实判断。 第二，毛泽东始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视角、国际处境和发展需求出发来思考国际问题，因此他竭力主张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分析和预见也是符合世界格局发展的实际的，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始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升华和自我超越，因而真正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品质。 第三，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其实践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种力量、两类矛盾”的分析以及“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直至今天我国政府强调多样性、推动多极化的基本战略主张，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既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对外关系诉求，也反映了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历程。这一特征，是理解新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21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在着重处理好与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同时，仍然必须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抵御外部势力强加于我的压力，打破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在全世界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新的“中间地带”的支持，以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课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石斌）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