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共产党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书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