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1929年1月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至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在中央苏区度过了六个春节。这六个春节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甚至铭心刻骨的。有喜有忧，更多的是受到压抑而郁闷难抒的感受。其中的曲折悲欢令人慨叹。
1929年春节：打欠条吃上年饭
1929年2同9日，正是春节。在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里，红四军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毛泽东长长地叹一口气，感到胸间特别沉重，心灵在承受着败走“麦城”的痛苦。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后，非但“救赵”不成，反而陷入“魏敌”之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赣敌刘士毅部正以三团之众在背后紧追不舍。
毛泽东想到这些不禁凄然伤神，但他更没有忘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必须停下来搞到一些吃食，算是对将士们有个“交代”。
毛泽东将想法对朱德说了，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向他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找到两个团的司务长，要他们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官兵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也知道年饭的重要性，何况多数连队已经断炊，大家两餐没吃东西了、他召集十几个司务长在一起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吃物全部过秤登记。
农历大年初一，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追敌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险处相逢勇者胜。濒临险境的红军官兵，人人与敌拼死相搏。刘士毅部从未遇过如此顽强拼搏的对手，被打得溃不成军。两个团基本被歼，800余官兵成为俘虏。此役的获胜对于红四军来说太重要了，这支弹尽粮绝的部队不但得到了两个团所携的枪弹和银钱，还打击了追敌的嚣张气焰。其余追敌闻讯，即在于都一线停止了追击的脚步。
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路过大柏地，向前村的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
1930年春节：活捉国民党县长
1930年，随着年关临近、国民党鼓噪已久的“三省会剿”也开始了。其中闽敌刘和鼎五十六师已进占龙岩，离上杭古田仅30多里。前委决定红四军撤离闽西，回师赣南，以打乱敌人的部署，在运动中相机歼敌。
朱德率领三个纵队先行从古田出发，经宁化向赣境挺进。嗣后三天，毛泽东带着胡少海第二纵队离开上杭。
l月27日，红二纵队抵达广昌的尖峰。毛泽东看见一路上走着办年货的农民，才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于是想到“怎样让大家过上一个像样的春节”的问题。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也有这样的考虑，来找毛泽东计议。
怎样让大家过个好年？胡少海在犯愁。忽然毛泽东对他说道：“少海呀，这么说我们得要打广昌了，拿下了县城，春节就好过。”胡少海一听感到正合心意。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这就派人去广昌城打探敌情，要他们连夜赶回来。”
翌日凌晨4时，派去侦察的战士赶回尖峰；报告说广昌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支200余人的靖卫团。毛泽东听后对胡少海说：“胡司令，天赐良机啊，赶到广昌城去过年吧。”胡少海也高兴地说道：“我们二纵有九百多人枪，还怕他靖卫团不成？广昌城是三个手拐拴田螺——稳拿了。”
大年三十这天，正及辰时，红四军第二纵队突然出现在广昌城外，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城池，胡少海自带一个连扑向县府“衙门”。国民党广昌县县长车福正与太太在美美地品味佳肴，忽被城外的剧烈枪声惊得掉了筷子。一餐年饭还没有吃到一半，就连同太太成了红军的“年猪”。红军轻取广昌县城，过上了热闹而丰盛的春节。因为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批银洋，每个官兵还得到了一份压岁钱，大家别提有多高兴。毛泽东高兴地对胡少海等人说：“广昌过年，好运连连啊！”
1931年春节：大权旁落受排挤
1931年2月16日，又是一个大年三十。宁都县东北边陲的小布村，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显得喜气洋洋，充满着节日的喜庆。
那天、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起了一个大早，自己去打热水洗脸。贺子珍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还没有到日头晒床脚的时候嘛。”毛泽东淡淡一笑道：“今天是过年呀，怎么好赖床？再说，昨天说好了，上午8点钟项英同志就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贺子珍听到这里，忽然涌上一种怨气说道：“都给人家排挤了，还开会，不是明摆着叫你让位吗？”
毛泽东听后欲言又止，心头闷闷不乐地吃过早饭，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项英主持的会议。会议作出了正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包括正式建立直属中央局的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由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只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职。会议在吃年饭之前——上午11时结束。项英带着轻松的语气对众人说：“今天是传统佳节，大家留下来庆贺一番。”
毛泽东没有留下来庆贺的雅兴，以有家属为由，向项英打了招呼，回到居住的地方。从这天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与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全部让位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的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1932年春节：古庙中与道士对弈
“左”倾中央对毛泽东实行政治上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得这位中央苏区的创始者，不是“又逢过年，好运连连”，而恰恰是厄运连连。毛泽东以肺疾发作为由提出去东华山古庙疗养一段时日，得到了批准。
毛泽东带着四个警卫战士上到东华山，一边服药治病，一边看书疗养。2月5日，便是春节。毛泽东辰时左右醒来，洗脸后在庙坪散了一阵步，听到山下陆续响起鞭炮声，他问在旁边扫地的警卫员吴吉清：“今天怎么了？山下这么热闹？”“今天是大年三十，过年嘛。”毛泽东接着问：“小吴，今天过年，我们怎么安排呀？”吴吉清为难地告诉毛泽东：“也没什么好吃的荤东西，只是请道土帮我们在山下买了一只鸡，另外搞了一些煎米果。”
一钵鸡汤，一些油煎米果，加上几盘道士送的斋菜，成了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的年饭。吃过之后，毛泽东突然雅兴顿生，找到道士老钟，对他说：“钟师傅，吃过年饭没有？我们来‘杀’上一盘，怎么样？”
年及六旬的钟道土已与毛泽东相熟，立时作答：“好啊，春节对爱弈，不失为人生乐趣！”在东华山的庙堂里，毛泽东与钟道士专心致志地沉湎于棋盘上的“厮杀”之中。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里，毛泽东不去思索那么多的烦恼之事，以对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静的春节。
1933年春节：初识博古遭冷遇
1932年10月上旬，在苏区中央局于宁都小原村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左”倾路线对他最为惨重激烈的政治打击：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并责令离开前方。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毛泽东满怀惆怅，被迫离开了他所苦心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心灵的创伤加剧了久治未愈肺疾的复发，毛泽东病倒了，只得来到长汀福音医院治疗。
毛泽东在长汀疗养了三个月，身体基本康复。临近春节之际，毛泽东忽然接到新的中共中央局发来的急电：召他速往瑞金参加会议，同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见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接到中央局的电报后，第二天就同警卫员骑马赶在瑞金。
毛泽东在一名工作人员引领下，于杨氏宗祠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博古。
按说，一个是党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毛泽东没有看到那种政治上平等亲和的气象，也没有领略到初次见面应有的热情，连一杯开水、一个笑脸都没有得到，所受到的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摆出的居高临下的领导架势，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不到10分钟。两人结束了这初次不愉快的见面，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临近晌午，毛泽东走在返回沙洲坝的路上，心头沉甸甸地，充塞着说不上的酸楚。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局打电报召自己赶来瑞金见博古，竟是这么一种结局。这位党的负责人压根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晓得这样，无论怎样也留在长汀与妻儿过团圆春节。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陆续响起了农家吃年饭的鞭炮声。毛泽东再次记起今天是春节。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受到冷遇的春节。
1934年春节：陪儿玩耍献父爱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又将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了，由张闻天取而代之。这样，毛泽东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
1934年2月13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上午10时，在“元太屋”的围院里，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双手托起孩童一上一下地举着，口里说道：“毛毛，今天是过年。明天你又长一岁啦！”
毛毛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已经3岁多了，正是会讲话到处乱跑的时候。活泼可爱。毛泽东对这个孩子十分喜欢，给这个排行第五的儿子取名为毛岸红。那天上午，毛泽东与小岸红在“元太屋”的围院时，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有滋有味地玩耍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饭，毛泽东方抱着毛毛进屋。
春节里与小几嬉戏玩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瑞金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是年10月中旬，随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