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九月二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有人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把消息很快地传开了。虽然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人们多年久仰的心情，无数工人、市民、学生拥到街头，热切地盼望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几位，有一个退职的老教授，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十三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十月八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主席安全担心，劝主席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主席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主席，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

(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