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二十六、整风运动(上1)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
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
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
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
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
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
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
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
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
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
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
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
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
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
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
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
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
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1]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
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
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
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
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
。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
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
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2]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
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
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
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
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
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
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
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
。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
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
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4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
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
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
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
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
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
重。[5]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
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
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
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
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
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
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
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
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
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
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
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
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
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
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
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
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
;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
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
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
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
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
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
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
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
人都是一种教育。[6]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
,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
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
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
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
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
年反共的蒋介石”。[7]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
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
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
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
》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
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
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
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
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
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
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
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
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
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
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
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
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8]。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
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
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
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
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
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
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
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
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
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
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
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
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
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
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
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
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
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
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
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
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
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
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
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
,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
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
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
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
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
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
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
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
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
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
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
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
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
风的基本武器”。[9]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
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
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1
0]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
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
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
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
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
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
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
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
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
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
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
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
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
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
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
: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
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
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11]。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
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
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
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
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
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
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
、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
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
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
现实情况。”[12]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
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
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
抄国际的。”[13]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
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
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
,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
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
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14]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
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
,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
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
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
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
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
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
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
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
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
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
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
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
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
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
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
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
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
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
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
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
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
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15]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
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
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
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
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
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
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
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
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
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
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
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
,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
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16]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
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
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
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
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
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
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
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
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
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
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
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
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
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
,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17]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
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
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
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
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
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18]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
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
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
”[19]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
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
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
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
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
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
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20]对
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
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
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
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
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
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
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
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
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
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
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
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
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
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
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
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
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
》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
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
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
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
。[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
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
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
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
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
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
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
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
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
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
,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
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
,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
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
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
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
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
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
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
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
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
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
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
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
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
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
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
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
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
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
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
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
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
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
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
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
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
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
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
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
。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
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
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
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
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
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
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
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
,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
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
。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
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
。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
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
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
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
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
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
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
、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
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
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
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
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
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
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
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
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
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
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
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
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
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
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
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
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
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
“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
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
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
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
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
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
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
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
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
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
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
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
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
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
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
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
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
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
,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
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
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
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
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
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
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
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
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
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
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
。”[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
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
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
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
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
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
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
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
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
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
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
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
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
,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注:

  [1]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
年10月6日。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第534页。

  [4]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
年3月第3版,第3页。

  [5]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
9月14日。

  [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
2月4日。

  [7]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
月15日。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第791页。

  [9]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
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1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
3年10月6日。

  [1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
941年9月10日。

  [12] 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
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13] 《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4] 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
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15] 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16]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
10月。

  [17]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
5年5月。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
3年10月6日。

  [19]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20][21][2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
3年12月版,第375、400—408、390—391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版,第830—845页。

  [24]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
2年第2期。

  [2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
日。

  [27] 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 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 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
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
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 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 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下一页

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返回《毛泽东故事》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