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钦
“大跃进”是一场全民广泛参与、规模空前宏大的群众运动。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它主要表现为农业上大规模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竞放高产卫星，工业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并由此带动了全民大办机械、全民大办电力、全民大办煤炭、全民大办教育等几十个“大办”。它所动员的人力资源既包括几乎全部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公民，也包括广大的妇女，既有年迈的老人，也有大量的学生乃至部分儿童。
“大跃进”所展现的这种宏大场面和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历久不衰。1958年6月“大跃进” 尚未完全展开之际，英国记者就撰文声称：“我的确看过世界上五大洲的工人工作的情形，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红色中国工厂中呈现的那种人类的活力。”“这种景象不禁使人感到又敬又畏。”20年后，美国学者在论述“大跃进”时仍不无吃惊地写道：中国人“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短短的一年中完成了一批难以置信的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被动员起来的农民所挖的土石方多达580亿立方米，相当于300条巴拿马运河。”1987年西方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中国史著作也认为，人民群众“从1958年年初到年中，对大跃进的支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这种用突击队的形式来完成工作任务以奔向共产主义的普遍的劳动热情，外国观察家简直惊讶得目瞪口呆。”
“大跃进” 的上述特征为中外学者所公认，这里无需再作进一步的描述。问题是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一特征。换言之，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为何要采取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他在发动群众时为何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在涉及这些问题时，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毛泽东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早已驾轻就熟的发动群众的经验和做法，并对这种做法的得失进行了评述。这一看法国内学术界以薄一波、李锐等人的评说最具代表性。西方学者也认为：“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促使‘大跃进’战略形成的动机还可以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中去寻找。曾几何时，当革命遇到难以应付的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时，军事和政治策略的中心环节便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来赢得胜利。”毫无疑问，这些看法为人们认识“大跃进”的上述特征提供了一个可取的研究思路，沿着这一思路所做的分析也是较为深刻的。但这些看法毕竟是不全面的，其思路的狭窄单一，导致了近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几乎都是雷同的。笔者以为，党在建设时期同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历史使命以及党分别采取的方针政策毕竟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即便同样是发动群众，党在建设时期的着眼点、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毕竟也不同于革命时期。这里，笔者不打算比较二者的不同之处，而是想从国际因素的视角探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为何要大规模地发动群众？他采取了哪些方式来发动群众？
一、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饱满工作热情和自觉献身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和印象。1929年苏联五年计划刚启动不久，工人们便自愿将部分工资献给国家作为工业化的资金，并向全国人民倡议“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口号很快为全国所接受。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蓬勃展开，1935年又掀起了一场以突破生产定额、创造新纪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内容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全国很快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劳动模范。西方学者在谈到 20世纪 30年代的苏联历史时也指出：“外国观察家常常发现，新制度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赛或竞争，或者说，感到每一个人都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祖国而在忙碌地劳动和奋斗。工人们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工业奇迹。人民把每一个新的进展看作自己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观看统计数字的增长、生产定额的完成或达到‘指标’这类事情，都成了一种全民的娱乐。报纸的读者不是看滑稽的连环画，而是热切地阅读关于经济战线上最新进展或失误。甚至在美国的‘镀金时代’，像苏联人那样对物质和机器的进步的纯真乐趣也从未出现过。”甚至就连后来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不无感慨地承认：“千百万苏联人参加国家工业建设的热情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常常是在远离家乡、缺少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在所谓的空白点上，也就是说从零开始，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创造了奇迹。”
苏联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力也深深地感染着毛泽东。1949年6月他就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毛泽东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了信心，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苏联人民的建设热情中充分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由此联想到中国人口比苏联多，其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旦被调动和发挥出来，必将成就更伟大的业绩。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特别强调和突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作用。1949年9月他在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人口过多无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言论时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因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1957年2月他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的本钱。”1958年4月他再次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同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总路线为何省略了主词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在外国人看来恐怕不大懂。这里头也没有个主词，什么人鼓足干劲？本来想前边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积极因素”当做个主词。现在想，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些怪事，不要主词也可以。我们这个6亿人口就是我们的主词。所谓鼓足干劲，大家知道，就是6亿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干劲。由于特别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大跃进”期间的《人民日报》社论曾经这样写道：“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完全决定于时间。时间是重要的。好事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办完。赶上英国，赶上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时间，而是人。再长的时间，对于干劲不足，甘居下游的人说来，也不可能有多少作为，再短的时间，哪怕只有三天五天的时间，对于干劲十足，力争上游的人说来，却同样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还因为他发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似乎对人民群众的重视还不够充分，对群众的发动还不够彻底，致使斯大林曾犯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换言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还可以减少领导人的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顺利地展开。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1931年2月、1935年5月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曾先后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口号，即“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这在毛泽东看来，似乎没有重视和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有鉴于此，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曾写有这样的字句：“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并经毛泽东审阅和多次修改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还要克服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这就是“大跃进”过程中人们一再批评的所谓“三风”、“五气”。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要知道，机器是要人来创造和发动的，物质资料生产是要经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事在人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个伟大的动力。”
正因为强调要全面、广泛地发动群众，避免苏联过去只强调干部、技术而忽视人民群众作用的弊端，在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人民日报》社论做出了这样的号召：“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社论还这样描述说：“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齐流的兴旺局面。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不难看出，从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肯定地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全面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
二、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战争威胁等因素促使毛泽东以清除民族自卑心理、振奋民族精神的方式发动群众
近代中国百年史是一部屡遭列强侵凌、主权连续丧失、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的屈辱史。帝国主义在长期侵华过程中的屡屡得手使它们形成了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与帝国主义者的种族优越感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国在反侵略斗争中一败再败，多次受辱，加上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的文化侵略，任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产生了比较浓厚而持久的民族自卑心理。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打破列强的种族优越感、消除民族自卑心理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然而这些成就很难完全消除人民群众在100多年的半殖民社会里所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新中国成立至“大跃进”前夕，中国的社会面貌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仍很悬殊。这就为民族自卑心理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现实的客观条件。美国在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的驻兵尤其是派军舰从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也使人民难以完全消除恐美心理。更何况，抗美援朝胜利只能证明共产党在军事上富有经验，而在经济建设方面能否使中国取得长足的进步并赶上欧美，不少人还心存疑虑，缺乏信心。直到1958年5月“大跃进”即将全面展开之际，《人民日报》还指出：“在有些人看来，我国建设只能慢一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心理。”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种族优越感，长期存在的民族自卑心理难免要使亿万群众背上或多或少的精神包袱，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精神障碍。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清除这一障碍，人民群众就很难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大跃进”前后，他曾反复强调，“劲可鼓而不可泄”。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就怕6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6亿人民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6亿人民出发。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反冒进”而讲的，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实际上，为了鼓舞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和措施。就打破帝国主义的种族优越感、消除民族自卑心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众所周知，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就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历史上的沙皇、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大跃进”期间，正值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西方殖民势力纷纷败退之际。而美国在1957～1958年又爆发了战后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失业人数达到16年以来的最高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掀起一场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浪潮。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对“纸老虎”理论作了新的引申和发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主要有：“东风压倒西风”，“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今等等。在毛泽东这些新理论的启发下，一些领导干部也相继撰文，进一步批驳帝国主义的种族优越感。有的文章指出：“帝国主义的西方已经象沉舟和病树一般地衰老了，腐烂了，但是社会主义的东方却正如千帆竞发，万木争荣，蓬蓬勃勃，前途无限。”有的文章则说：“在中国人民眼下，年产一亿多吨钢的美国，也不过是曹操‘煮酒论英雄’里所描画的袁木一类人物，虽然‘兵粮足备’，但是已经半截下土，只配叫做‘家中枯骨’而已。”
其二，针对民族自卑心理形成的经济根源，提出了“一穷二白”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在不少方面也落后于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和版图很小的国家，这实际上恰恰是民族自卑心理产生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大体上从构思《论十大关系》前后到“大跃进”全面发动期间，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一穷二白”论。1956年2月他最初提出“一穷二白”论，认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一讲话后来公开发表时改成了“一穷二白”论，并做了进一步解释：“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1958年毛泽东就把“一穷二白”论完全用做振奋民族精神和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号令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显然，这样的话语意在消除民族自卑心理。
其三，针对人民群众文化技术水平低下，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缺乏信心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要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但当时的中国人口有6亿，农民占5亿，文盲在70%以上。人民群众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难免会望而却步。针对这种情况，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并将批语的题目拟定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这个批语中他要求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搜集材料，编印一本近300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或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
其四，通过炮击金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战争恐惧心理，振奋民族精神。这一点说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因为一般的论著都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决策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支持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笔者认为，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确实也有消除人民战争恐惧心理和振奋民族精神的考虑。因为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一些大国领袖对未来的战争前景十分担忧和恐惧，应该说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是正如 1958年9月也就是在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事实证明，正是在1958年8月23日至1959年1月7日炮击金门期间，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得到了一次极大的振奋。针对美国的战争威胁，“到9月16日为止，全中国已有三亿零二百多万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反对美国军事挑衅的大示威。这一个惊人的数字，完全证实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美国制造的紧张局势，已经真正起了动员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运动的规模是这样巨大，十天以来全国范围内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包括工农兵学商所有行业的人，都已动员起来，遍地是示威的行列，到处是抗议的集会。”人们还提出：“山可低头，水可倒流，不打败美国强盗不算英雄。”
三、苏联因素促使毛泽东以打倒奴隶思想、树立独创精神的方式发动群众
（一）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使中国人民产生了屈辱感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极富扩张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一直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自居。这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以本国利益为中心，把本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神圣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兄弟党的事务横加指责，表现出了傲气十足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就中苏两国而言，苏联领导人这种做法既严重损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均有突出表现。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时期先后四次“吃斯大林的亏。”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旧习重演，以至于赫鲁晓夫后来居然公开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这在对华关系上也一再表现出来。在中共八大期间，50多个兄弟党代表曾到会祝贺，绝大多数外国代表的贺词都以歌颂友谊、赞扬中国革命成就为主要内容，而米高扬代表苏共所作的致词却大讲特讲苏共的成就，似乎中共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取得的。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对中国的内政横加指责，并试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主权来服从于苏联利益。1958年 7月苏联又提出要在中国领土、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8月，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会妨碍“苏美合作”，又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正如后来邓小平在谈到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二）“一五”计划照搬苏联模式束缚限制了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外各种条件的限定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选择以苏联模式作为经济建设的范例，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尽管在某些领域以借鉴为主，但在工业化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苏联经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人们指望，中国能在工业产量和就业两个方面都能获得与苏联相似的发展速度。”应该说，苏联模式在中国确实也显示了良好的示范效应，1953～1957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超过了计划预定的8.6%。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超过了计划预定的14.7%。即使按照西方学者的保守估计，工业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6%。但是照搬苏联模式既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一五”计划过于强调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轻工业。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占58.2%，农业仅占7.6%；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投资占88.8%，轻工业仅占11.2%。由此导致“一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只有4.5%，大大低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年均14.1%的增速。这一时期重工业年均增长25.4%，轻工业仅有12.9%。其二，“一五”计划的实施也使中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人、财、物和产、供、销均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导致地方和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其三，“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是694个工业大中型项目，其中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大工业项目又是重点中的重点，这样便使人们开始迷信和信赖苏联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四，“一五”计划过于重视大型企业，忽视中小型企业发展，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也忽视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致使失业问题未能解决。以上所列四点弊端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照搬苏联模式将无法发挥中国人口众多这一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而这又恰恰背离了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路。
（三）为全面发动群众，振奋民族精神，毛泽东一方面痛斥并批判了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一方面又强调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树立独创精神，并探索出了全面发动群众的具体方式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全面发动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必须矫正长期以来中苏两党两国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抛弃民族屈辱意识，恢复民族尊严；另一方面也必须打破苏联模式的神圣化地位，树立民族独创精神，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和方针。事实证明，这些认识以及依据这些认识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于毛泽东全面动员群众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一，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予以严厉痛斥和批判，以清除民族屈辱意识，力争中苏两国获得平等关系。
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次日，毛泽东便召见尤金，一一历数了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再次怒斥了其“老子党”作风。指出：“什么兄弟党，只不过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毛泽东郑重表示：“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党内的会议上多次批评了中国屈从于苏联压力、盲目迷信苏联的做法，号召人们摆脱不平等的感觉。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以大无畏的气概，不仅号召人们要敢于顶住苏联的压力，而且也明确告诉人们苏联的那点东西“不算数”。这对于激励人们挺直腰杆，振奋精神，树立建设信心，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第二，鉴于“一五”计划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后果．为打破苏联经验的神圣化地位，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埋葬教条主义，破除苏联迷信，树立独创精神。这突出地体现在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会上毛泽东列举了照搬苏联一大批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指出“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致使“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认为“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学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还批判了“总是苏联第一”的思想。1958年5月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苏联之前无苏联”。同年6月他又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人们从思想上彻底打破苏联经验的神圣地位，破除长久以来人们心目中所一直存在苏联可敬而不可疑，可学而不可越，可望而不可即的观念，这对于“大跃进”运动中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敢于破除一切迷信的风尚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罗兹曼所分析的：“为了超越苏联的榜样，并表示对苏联疑虑的蔑视，毛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直接向苏联的领导人发起了挑战。”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为了避免再搬苏联模式，绕开苏联走过的弯路，毛泽东最终决定以“五个并举”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运动实施“大跃进”战略。“大跃进”运动前夕，正是“由于对苏联模式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失望，以及伴随而来的发展过程中的尴尬境地，促使中国领导人去寻求用群众运动的途径来代替原先的做法。”但问题是通过何种途径或方式才能将人民群众全面发动起来呢？事实上，“一五”计划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后，毛泽东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试图全面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1956年4月他所做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其核心思想也正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7年 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论述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将上述“一个并举”扩展为“三个并举”，即“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解释为何实行这“三个并举”时，刘少奇指出：“为什么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呢？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为什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必须同时并举呢？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工业只能由少数人包办的神秘观点。只有中央和地方各级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实行分工合作，‘众人拾柴火焰高’，事情才能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大跃进”运动期间，这“三个并举”又进一步发展为“五个并举”，这“五个并举”又被称为“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即“规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实行这样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不但是为了保持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必要的平衡，而且首先是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建设队伍能够展开，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换句话说，为了实现总路线的要求，“必须贯彻执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英雄的广大群众都有用武之地。”
由此可知，正是为了避免再搬苏联模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形成了“一个并举”、“三个并举”和“五个并举”的思想。应该说，这些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恰恰也是毛泽东全面动员和发动群众的过程。毛泽东通过批判苏联领导人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通过分析和抨击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不仅维护了民族尊严，打破了苏联模式的神圣地位，激扬了民族精神；而且也找到了全面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大跃进”运动中的“五个并举”或“‘两条腿走路”方针即是明证。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美国因素，还是苏联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方式。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