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网上有人载文说，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我就在找一个当年同我有过颇深接触的人。因为，这个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调查过此事。根据这个人自已要求，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对下文中的事实，他表示，绝对愿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 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 ——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那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 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 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 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 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回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 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那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 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 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 ……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了！…… 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 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别。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