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为毛泽东恢复军职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的友谊，可说是交情极为深厚。早在1916年李立三在湖南省长沙市长郡联立中学上学时，就曾应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征友”的召唤而去，成为毛泽东后来称之为“三个半朋友”中的“半个朋友”。

　　 抗拒中央命令毛泽东被解职

　　 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敌人的“进剿”、“会剿”，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朱、毛在斗争中总结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写信给红四军指出：“红四军应组织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军事形势十分严峻。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的经济极度困难。在此形势面前，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

　　 经过一系列斗争，红四军局势终于有所好转。而4月3日，红四军前委却收到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来信，中央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会议上的演说精神，要求红四军分编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去，以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为使“分编更多方”，“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毛泽东不同意中央的意见。4月5日，他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他列举四个方面的理由，阐明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客观规律。说中央的意见“是错误的”。因此，有同志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的决定。

　　 6月22日，“七大”上，陈毅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愤而请调，暂离军队。

听取陈毅报告毛泽东顺利复职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分歧及红四军“七大”的结果极为关切，陈毅奉命去上海汇报情况，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先听汇报，其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经过李立三、陈毅、周恩来讨论，由陈毅执笔，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指示信》，通称《九月来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

　　 《九月来信》对红军与根据地、红军的根本任务、红军的发展方向、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都做出了指示。同时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及其危害，指出：“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之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一些同志)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明确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是《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也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深深感激他的老朋友、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他立即又单独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