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九）

工商业改造

2006年3月28日

先对建国初中国经济状态有个粗略的了解，1950年时人均GDP（美元），中国大陆29.2、中国台湾95.0，印度56.0，日本332.4，美国2412.0，世界平均为1487.0。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印度近1/2，台湾的1/3，日本的1/11，美国的1/83，世界平均1/51。可有人总说那时日本与中国一样穷，其实不是，那是对共产党领导不满的人才会这样说。此时人均寿命大陆仅是35岁，日本为55岁，文化教育更是不能比，工业基础和工业技术也没法比。然而经济环境更是两极发展，新中国虽有数量有限的苏联援助，但由于大量“清匪”的小规模战争和蒋介石沿海骚扰战的耗费，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耗巨资，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是极度的困难；然而朝鲜战争与后来的越南战争，都给日本（包括台湾）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日本成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从50年至70年间，日本年增长率平均为17%，然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27年间年增长率平均为8.1%，印度为5.1%，美国为5.5%，世界平均为1.6%。谁说毛泽东不会搞建设，其实毛泽东时期许多建设不是用GDP来计算的，比如“农田水利建设”、“环境治理”（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等）、“植树造林”、“垦荒”等，同样说到毛泽东逝世时，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那时的人均GDP，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递增了10.5倍，不比后一半时间（后28年）来得逊色。前面进步与后面的进步，作为中华儿女都应该高兴才对，为了说明改革开放进步来自不易，硬要说毛泽东时期没有进步，甚至是倒退，只能说明这些人心态有问题（手心手背都是肉）。毛泽东时期有荒唐事，改革开放时期同样也有荒唐的事（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关键看问题不能以点盖面，要看其总体效果（毛泽东说的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关系）。国内有些人连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如，违背事实说话。

将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从50年的51分之一缩小到78年的8分之一，再到2004年的4.6分之一，毛泽东不但没有愧对中华民族，而且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功臣。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牛拉木犁的国度，当他离开时已是“两弹一星”的初步工业化的大国，经济总量也列为世界第七（当时还有苏联）。1949年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话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位美国学者还指出：“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一个“局外人”能对毛泽东领导的建设成就，能有如此坦诚和深刻直白，笔者真不知如何感激他才是？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看，毛泽东领导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看看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利用大陆内反共势力搞破坏，镇压反革命就是这个目的；国际上美国与西方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然而第三世界“穷兄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联合国，欧洲几个工业国先后见毛泽东、周恩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讨论建立外交关系事宜，这一切正是说明了毛泽东的智慧、骨气，同时是非曲直都在其中了。有人却说毛泽东闭关自守，简直是颠倒是非，是毛泽东带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重重压力，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这些建设成就，就是从“雅量之争”的“大仁与小仁”开始的，农业哺育工业，改造工商业。笔者认为，靠的就是“运动”，如同现在大家说“改革”一样。“运动”与“改革”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毛泽东就是用“运动”作为“手段”来达到建设成就的，这才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色”与“亮点”。譬如抗美援朝、经济恢复和社会治安，是由土地改革、互助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来保证的。建国开始时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其中还套着“互助组、三反五反、批《武训传》”的三小运动。然而混乱的旧貌变新颜。“铁人”王进喜说过：“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谁会不满，只有过去欺压百姓的剥削阶级不满，那些达贵的文人不满，说要惠及农民，拯救农民，农民太苦，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有谁惠及农民、拯救农民？然而是谁让贫困的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有是谁要互助组、合作化，使获得土地的困难农民不再失去（变卖）土地？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没有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农村走过平田地形式后，很快进入两极分化的状态，必须有强有力贫下中农与整个农民阶级的联盟，才能保证土改的成果再次土崩瓦解。这才是农民的领袖毛泽东。然而“一穷二白”中国，也只能向农民要取利润，来哺育中国工业的发展，同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要提高。毛泽东的创举，那就是“组织起来”！建国头三年，农业递增了近50%，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一改农民的自私和狭隘，历史上谁见过？毛泽东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设计大师！

有了农业的效益，采用战时的“统购统销”办法，运用“剪刀差”来哺育中国工业的成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剩余价值”不是来哺育一个什么特权阶级或阶层，而是用于新中国长远建设，尤其是机械工业和重工业的建设。最近沸沸扬扬说起那公务员的“三公”（车用、招待、考察）9000亿一事，笔者只问一句：“良心哪里去了”？这与毛泽东的建国之路怎么比？毛泽东时期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为什么非要“勒紧裤腰带”呢？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压垮新的政权，是毛泽东要中国人长志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农民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保障（毛泽东说还有10%的缺粮户，李敖说饿肚子不是共产党的问题，是旧中国遗留问题），而且逐步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

建国头三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并且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大陆迅速平稳地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毛泽东还说：“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在毛泽东的新中国蓝图中，地主阶级变成为农民，资本家变成为工人。毛泽东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
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

这里毛泽东所讲的“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等，就是通常所说的“教育运动”。过去靠它“打天下”，今天靠它“规划和建设国家”。毛泽东深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到1956年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各占50%。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安定因素，然而进步和发展是肯定的。靠什么呢？靠党的领导，靠工农联盟。所谓“运动”，就是党和群众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