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十五）

2006年3月12日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笔者到过天安门广场许多次，总要看看巍峨、雄伟、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这苍劲有力、大气磅礴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周恩来那富有怀念激情的：“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起草）的碑文，真乃“天配”；还有那汉白玉的大型浮雕，分别是：“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渡江战役、民工支前、欢呼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惟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毛泽东在在雄壮的国歌声和神圣的礼炮声中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这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28响礼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在这庄严、热烈的时刻，毛泽东用响亮的声音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欢声雷动，整个广场沸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虽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了，但小规模的战斗还在大陆进行，台湾和西藏还有待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破坏仅有不多水平、不高的工厂、铁路、电力系统，制造通货膨胀，哄抬物价，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和经济支助。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然而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信函与指示最多。我们看一段50年5月《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一文中指出：“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笔者按：这三县现属上海市）情况。据黄炎培（笔者按：政务院副总理，川沙人）说，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在这里充分看出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为民之心。其实这样的错误在根据地时期也时有发生，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中经常出现，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从不姑且迁就（而近年来，笔者对“诽毛”人士什么脏水往毛泽东身上泼，感到气愤）。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0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第一和第二是政治和经济的必须，从第三条“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治国理念。然而现在一些政府机关的铺张浪费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群众的公益事业没有丝毫兴趣。难道不该学学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在大陆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约有三百余万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刺探情报，破坏工厂，捣毁铁路，抢劫物资等活动，甚至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各种破坏和捣乱更加猖狂。为了坚决打击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50年夏季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同年秋季中共中央针对“镇反”运动中存在的右倾倾向，作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坚决镇压了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51年春季，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的方针、政策，使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到51年秋季，“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一些地区曾经困扰历代政府的匪患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基本肃清。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民心大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 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如同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容易犯错误，毛泽东给予极大的关注。50年夏毛泽东在给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意见中说：“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解放前是这样的，笔者按）。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47年秋季中共中央颁发《土地法大纲》，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从那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而50年在南方许多地方仍然在犯类似的错误，比如有些人过去是地主，由于战乱，染上了“吸毒”，而在土改时已倾家荡产，划为贫农；相反也有人乘战乱（便宜）购置许多地产（屁股还未坐热）从而划归为地主和富农，当然这种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是有一些个“轻量级”的地主很是想不通，也就是这个原因。毛泽东问起家乡来的乡亲，得知自己家划为中农，却认为划低了。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1951年初，毛泽东还指出：“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每当我们读起毛泽东的书，对毛泽东的崇敬油然而生，怎么也不能接受某些人那种一有问题就推向毛泽东，而且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说辞。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他在51年春季给各大区党委的电文中指出：“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就是毛泽东。

（以下是我喝了半斤白酒和两瓶啤酒所写，今日山东朋友来）现在有些人总把新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错误和缺点，甚至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都归于毛泽东，这是不公正的。在这前还有一个跟重要问题。成绩与缺点比重问题。笔者是个实干的人，就是受不了不干事而滔滔不绝批评人的人。因为不干事的人永远不犯错误，最多时批评错了。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近情理的。毛泽东一生作了两件事，一是砸碎了旧世界，二是建设了一个新世界。许多无能之辈总说美国，其实他们跟你有何相干？问题是你做了些什么？所有现在的争论，归结为一点，对于中华民族，你有毛泽东做得多吗？做得有效吗？他可以从魔掌中自立体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体系，哪怕他有缺点和错误。在我的一生中，唯有毛泽东让我敬佩不已。为何这样，看人要看他一生干了些什么，而不是吹了些什么？问题的实际是那些无能之辈，自己做错了，都往毛泽东身上一推了之，这些都是“小人”。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脏水都泼向毛泽东，可是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对中国未来的历史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特征的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有争论的终点，贫民能否参与国家政治？毛泽东与所有历代帝王的区别就在于此，毛泽东从不为一个强势集团谋利益。至于他是否为人民谋利益，有历史来评说。按理我应该站在“泛毛”立场才符合个人的利益。由于良心和同情心不得不站在自己利益的对立面，来审视中国前途。何谓良心？就是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对中国的意义。何谓同情心？这二十多年，百姓实际的变化和程度？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和沿海笔者都到过（况且有六年的实际生活，主要在七十年代，本世纪末回去过），笔者还喜欢与平民层交往与比较。笔者虽比不上“大款”和“大腕”，但笔者年年都在进步。然而如同建国开始几乎在一条起跑线相差甚远，而且现在往两极的趋势更外分明。这就是在我们前进中核心的问题。问题出现并不奇怪（偌大的中国），奇怪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动于衷，这就是良心问题。当然不能“一跃而僦”，这也是实际。如果你到过西南和西北，你就不会那样轻松，如果你到过东北，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愧疚。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许多年轻的朋友（在大学里），都说毛泽东革命行，建设不行；我说，如果他不行，哪有这么多的“国企”让他们卖？如果不行，哪有“两弹一星”？他们无法解答。毛泽东时期这运动、那运动，全是为了中国的一个“新”
字，那就是人民党当家作主的“新”字，而不是强势者的天下。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叙述过一条真理，只有劳动人民的富强和安康，才是社会革命实践真正道路。尽管毛泽东在以后的实践中有过错误和缺陷，但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更多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他的一生从不将运动矛头对准劳苦大众。而总是对准既得利益和强势集团，“治国必治吏，爱国须爱民”。对于人民，战略上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战术上教育他们（因为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对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工作者来说，深懂“集合”与集合内“元素”对于内外的关系。笔者曾经写过一个帖子（也许不全面），《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句话，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什么？就是砸碎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不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吗？然而对中国未来和发展却是划时代的，如果你还知道一点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的现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