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先国
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一个庶民百姓，一生中能三次见到毛主席应该是十分幸运的了。
第一次见到他老人家大约是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我父亲从乡下到城市谋生，几经磨难才在那时穿上了中山装，当上了干部，心底自然十分感激毛主席。那时我还未上学，大约五岁左右。有一次父母带我进城，父母心情愉悦地牵着我的小手四处走走看看，蓦然，我看见了他——毛主席。
他慈祥地看着我，我不走了，也深情地看着他老人家。父母见我不走了，顺着我的眼光，也看到了毛主席，我想应该是这样，不然他们为什么问：“要不要……要不要……”，我只是深情地望着毛主席，没有回答父母的话，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毛主席出神。不知停了多久，我始终一言不发，就是没说：“要……”。顺着母亲的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毛主席。那仅管是一张毛主席的相片，一张小巧的全身相片，但伟岸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眼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强大的磁场，以致我几十年都不能忘却。事隔多年我想，当年我在伟人照片面前为什么就不敢讲话，不敢给父母说我想要这张照片呢?
十几年后，中国进入文革时期。已是中学生的我，随着如火如茶的运动和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涌向北京，涌向天安门。那一年，我第二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的威望愈来愈高，当时流行着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能见到他自然是最崇高神圣的事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红卫兵、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这已经是第八次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已有七次，我们是第八次。)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的天气很冷，我们这些从南方去的学生们，全靠接待站(当时工厂机关组织的临时接待学生串联的工作站)的解放军“叔叔”借给我们部队的棉大衣御寒。我们在北京可以随意出入高等学府，甚至到中央各部委都能自由进入。现在我还记得我和学校同去的二十来个学生就去过中宣部，军事博物馆等地方。那时候吃住全是免费的，只要有一个红卫兵袖章 (或是学校串联的证明)就可以了。不光北京，全国各地都一样。但我们来北京不仅仅是“逛”，主要是想见到毛主席，大家都迫切地 等待着他老人家的接见。当时我们住在国务院一个官员的四合院里，由解放军叔叔分成班排训练，因为如此多的学生，天安门是挤不下的，必须分期分批，而且要有组织纪律才行，不能一窝蜂的赶去。立正、稍息、蹲下、起立、跑步，每天都是这些程序。有时候解放军叔叔还故意“作弄”我们这些学生，到晚上刚睡下不久，只听口哨一响“马上集合”，我们就得一跃而起，穿衣排队，接着小跑——毛主席要接见了，经过几次试验后，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早晨大约是四点多就起床，在解放军叔叔带领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天还是黑黝黝的，只见广场上已经密密麻麻，井然有序地坐满了人，全是青年学生，戴着红袖套的红卫兵。不知道过了多久天才启明，阳光初照，成千上万双期待的眼睛一齐望着天安门，金水桥，望着金水桥前面空阔的马路，因为前几次毛主席都是坐着小汽车像检阅部队一样，接见红卫兵，所以我们也不会例外。后来响起了“东方红”，人们就潮水般向前(金水桥)推进，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我随之而涌到了金水桥前，两眼专注地望着天安门，红墙、红旗、红太阳，啊！毛主席，我终于亲眼见到了你了！
又隔了多年，我第三次见到了他老人家。我走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堂，—个高深的宫殿，—个书房，我第三次见到了他，一个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我很随意地在他身边，与他谈诗，同时还有我的杨同学，我们几人无忧无虑地讨论着，我在伟人的身边席地而坐。谈笑间一警卫至，伟人要出门了。我随之而起，边走边与他谈诗，经过花园小径，马上就要出门时我向伟人提出写几句话(写字)留给我，边说边掏出口袋中的“工作笔记本”。毛主席说写了也带不出去，说他们要收(指着门岗)。毛主席又问我有××的诗否，我想了想回答说不知道这名字(诗人的名字)，毛主席就又返回屋内要取××的诗(他书写的)给我。他前我后，路中一转弯处一黑色狼犬静卧其间，我略怯，又想家犬不随意伤人，故与戏之，果然如此。忽然，伟人仙然而去……梦醒。这是一九九七年七月，毛主席已作古二十年之久，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想来他老人家也有凡人之情，通过三见他老人家，我才逐渐懂得毛泽东之伟大。
诗云：
毛公山依旧，青瓦屋存留。
拜见毛泽东，人流如潮涌。
百年沧桑变，英雄何索求。
清贫挂长天，画卷留后雄。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第一次到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冲写下这首诗，现发网上籍以表示对毛主席的眷恋和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