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回忆
姚淑贤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占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大小了，用两只手方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骏、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休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沫露出来，脚腕处一块什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抹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
还能说什么？我便用纱布补了毛泽东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毛泽东始终穿的这件睡衣。
有次专列停在上海，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出发前，田云五换了条新裤子，精心压过裤线，挺挺抖抖很精神。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你们看哪，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能削铅笔了。田云玉脸红了，有些难为情。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穿戴很随便。也许受了这些事的影响，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很随便。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布的。有时皱皱巴巴也没想过熨平。从没穿过裙子，也不曾注意打扮。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裤腿也不曾提起来过。偶尔挽了衣袖，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
毛泽东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接触十几年，他一直是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了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书报。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吃，牙齿没嚼两下，喉咙里已经咕嘈一声响，咽下去了。他身体极健壮，红光满面。多粗糙的食品都是大口吞下。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时，餐车服务员将辣椒摆在了我面前。毛泽东便比划手势说：“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们那边。”我曾夹一根辣椒试试，那是干炕的辣子，舌尖一舔使辣出口水辣出汗，哪里敢整根嚼来吃？便咧着嘴抽凉气。毛泽东哈哈笑，空口嚼辣椒，比嚼水果糖还津津有味。说：“敢吃这种辣子，世上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饭罢，他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毛泽东吃完饭，有时喜欢夹一点酱豆腐在嘴里吮吮。口味重的人一般都有这种习惯。可是他没有夹碎那半块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滴溜郎当全被带起来。毛泽东稍一犹豫，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我叫起来：“哎呀，多咸呀！毛泽东笑着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我说：“快吐了吧。”毛泽东放下筷子，嚼着酱豆腐说：“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渐渐地、渐渐地，毛泽东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消退，而他的性格却鲜明起来，人也有血有肉地实在起来。
熟悉了。毛泽东开始关心我们个人的一些细事。首先关心的就是学习。每次登车总要询问我和李风荣看什么书？学习什么东西？我说：“我在练字。我的铅笔字。毛笔字都写不好。毛泽东叫我和李凤荣各写几个字让他看，然后说：“嗯，是差了些。搞数理化要有些天赋才行。写字么，就全靠练了。能坚持能刻苦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开始可以照着字帖练，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车到上海，毛泽东吩咐秘书林克给我们买字帖，在旧书摊上买的，一下子买来十几本，分送我和李凤荣。我们照着字帖练，写完就交毛泽东看。他总是那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讲好在哪里？败在哪里？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
可惜，我们那时不懂事。毛泽东送我们的字帖没有请他老人家签名。不过，仍然留下一件永久的纪念，那是毛泽东为我写的一首诗；至今珍藏在家中，并要传下去一。
那是1956年的一天，我已经开始该恋爱。我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幽会，却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出车。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
下午三点，毛泽东登上专列。不曾走进主房间，车已驶动。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往脚，回头望住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毛泽东的目光从大家脸上那么一掠，所过之处大家都微笑摇头，含羞带怯。当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时，我身子一热，生出异样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我有些忘乎所以。
“有。我有。”我脱口冒出两句。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认真望住我，嘴里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
“跟男朋友。”我忽然感到一丝腼腆，声音低下来。
“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窗外闪过的树木，又望住我，皱了眉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话既然讲了，只好讲完。我喃喃说：“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毛泽东又望窗外，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
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沉吟着。
“没事的。他知道我常出任务，会理解的。”“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我真后悔不该说实话，让主席替我操心。
晚上，我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掀起眼皮若有所思望着我。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十六开的白纸，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支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说着，毛泽东已经开始伏案书写，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原来是一首古诗。“给，拿回去给他看。毛泽东将写好的诗递给我。。
我接过时，反复读两遍，大致明白。脸不由得有些热。诗曰：
静女其妹
俟我子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我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我笑了，将那张纸小心翼翼打个对折，揣到兜里。悄没声回到自己的房间，藏到一本书中。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便悄悄带回家，交给我的男朋友看，把失约的经过讲了。他很激动，嘱咐我一定为主席服务好。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毛泽东录写的诗一直珍藏在我们身边。”它记录了我们那时的爱情生活，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只违反这么一次纪律，私自带走了毛泽东写的东西。而这次违反纪律，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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