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君
一、毛泽东思考着中美关系的五步高棋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应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应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认为，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武装台湾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越南战争。在外交上美国也同样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在任何外交场合对美国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这一切是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历史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将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是否正是毛主席的设想呢？这样一个局势的存在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还了!新中国将会以巨人的实力出现于世界之林!于是，毛泽东自豪地着手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建设，与此同时，他并努力开展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他幽默地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更没有把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作为中国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从中获得主动，岂不更好？主席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正是如此，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谈“参政”。这是从1957年开始的，主席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广，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主席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主席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给我专门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和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需去向他汇报；在他接见外宾时，主席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主席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交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天定时送来新出版的当天资料，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十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主席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胧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主席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那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主席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主席关注哪些问题。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 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 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二、毛主席的黄河恋
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镶嵌着两条绚丽夺目的项链——长江和黄河。它们都从边远的西部青海省发源，浩浩荡荡流经中州，进入东部平原。最后，黄河跨过山东泻入渤海，而长江则在繁花似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逝者如斯夫”!
它们的支流从河道的主干向四方奔腾，哺育着整个中华大地，滋润着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多个民族。五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和长江多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宽阔的胸间和心里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老人家利用搞社会调查和开会的机会，途经两河流域，去视察江南、江北，有时总想忙里偷闲顺便到武汉，跃入长江去畅游一番。
在武汉盆地大火炉里，主席几乎每年都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面对这条逐渐由清变黄的滔滔江水，开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说呀。他汗流夹背，迫不急待地换上游泳裤，抓着小轮船边的悬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挥臂游动起来，乘着江水强大的冲力，他像坐滑梯般地一泻而下，顺着江流前进。这种愉快，他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得到，也只有长江才能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喜悦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欢这滔滔江水，这辽阔苍天，他也喜欢它水深流激，他更赞美这种只争朝夕的速度……。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恋着长江。
而主席对黄河的情感，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对长江那般在众目所视之下发出响亮的赞美。往往只有在主席忙完公务之余，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没有忘怀的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的忧患和经历的灾难，当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动人故事。他急着翻看地图、查阅资料、审批计划……，总想再次到黄河身旁，亲自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黄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我觉得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蒋介石。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
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就跟我常讲黄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经体弱多病，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我给他唱有关黄河的歌。我给他唱《黄水谣》。
我看见主席仍闭着眼说，“唱!”于是，我又接着唱了一首《保卫黄河》。
唱完了，我说：
“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睛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他的话让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谈起黄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卫士封耀松值班。
“主席睡了吗？”我问。
“还没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给主席祝寿，那年是他六十六岁生日，按民间的说法，是六六大顺。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的形势从58年大跃进开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干劲冲天，又赶上“十年大庆”，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什么反应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已经有饿死人的绝密报告送到主席案头。
我来到主席卧室，见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烟，便没讲话。平常，他会笑着问：“又有什么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续了半杯热开水，只听他说：“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脚侧的地方。每当主席睡不着的时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护理原则的要求来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时应该少谈兴奋的事，不要主动去谈一些新问题，尤其不能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心事”之类的话，这会使他烦躁焦急，心绪不定。我总是一声不响地顺手从他床上拿起本书看，或是说：“主席，我给你念点东西吧。”我想，一种平淡、单调的声音可以对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现在不忙念书喽，你先看看这个。”主席往桌子那边指。
他床头的桌子上放满了书，还有茶杯、铅笔和刚写过的手稿。“是这个吗？”我拿起手稿问。
他“嗯”了一声，语调平淡地说：“你看吧。”并不停地抽烟。
我一看这是主席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要他们下去搞调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处。主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毫无顾虑地说：“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争取和他们一起下去搞点调查研究。”主席说：“你不用下去，你还另有任务。”我说：“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份药。我想，其中包括内服药，就是治常见病和地区多发病的几种常用的药。另外，还准备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药品，再开一个药单，写清每种药的用法。当然，还应该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在会上除了我讲以外，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主席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说：“你不忙现在去办喽。”
我又坐下，想着怎样让他别抽烟，慢慢入睡。我说：“主席，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用用耳朵，我给你读‘兰亭序'。”
主席能熟练地背诵“兰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读的时候他不用费脑子，感觉会轻松些。他轻轻点着头，我尽量的用轻柔的声音，平静的语调往下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再继续往下读。“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又看了他一下，只见他仍闭着眼睛，我便继续读完。
第一遍全文读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静的闭目，一动不动，但又不像完全睡着了，于是我又开始读第二遍。等第二遍读了一部分，我听到他开始打鼾了，我没停，继续往下念，直到他的鼾声越来越响。我坐着没动，怕吵醒他。过了二十分钟，他突然睁开眼。他觉得很奇怪地问：“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睡着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
“不对，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个盹，不过，你真的睡着了。”
我见他精神好些了，便问：“主席，你这几天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心里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发愁了吧？”
“光发愁也没用，得想办法。我给你看的东西你看了吗？”
“看了，你打盹前让我看的。”
主席语调平静地说：“国家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跟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时的困难不一样。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区，现在是全国性的。”
“你老记着延安那点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转战陕北时我打了那么多仗。”
“转战陕北时苦吗？”
“苦。可是我们不怕。那是战争年代，有仗打高兴哩!人家说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我比公鸡的能耐大多了。那时，我们那么穷，可是我的名字还挺响亮的哩，尤其是对蒋委员长来说，他特别关心我。他的情报机构很灵，我到哪儿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点点头。他接着说：“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万人马，只要我不离开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张王牌呀。这张牌可以由我来调遣。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我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蒋委员长对延安狂轰乱炸，无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颗炸弹果真在我住的窑洞前开了花。胡宗南以为我准死了。可我没死。”
“后来呢？”
“后来呀，都能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喊声，我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我就是想让他们进来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走。这就是兵书上讲的‘诱敌深入'。但是我当时就说过，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看来黄河帮了你的忙。”
“你见过黄河吗？”
“没有，只见过照片。”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右手在脚面上一扫。“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看黄河应该高兴，怎么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为什么还去看？”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这时一些饿死人的报告已经频频送到他的桌前。为了让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临睡前我总是设法主动跟他聊天，想让他讲讲他过去的事情。这时，他便常提起黄河。黄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对他的儿女也没有像这样常挂在嘴边。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主席的心情也轻快些。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我在一边给他调墨。我说：
“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呀？”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嗐，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主席的情绪特别好。有时他办公躺着的时间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厕所，这种时候我就想让他多走些路，所以每当他起床后，给他穿好睡袍时，我便轻松的笑着，嘴里给他打着锣鼓点：锵、锵、锵……，他一听便迈着台步在屋子中央转圈，小跑起来。有时我又故意变调，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锣鼓点：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会学着小姐的步态扭着走，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他很喜欢唱京剧，高兴时还不时地做出甩袖子亮个相的动作。每当我在旁边大声笑他时，他便一本正经地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严肃点。”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唱京剧讲究的是板眼要准。”这时，他会自己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主席的音乐节奏感的确非常好。
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主席对我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
我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我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他高兴地笑了，红光满面，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我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主席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我把汪东兴同志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同志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准备去视察黄河时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主席根本用不着练，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骑马有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上马时需要警卫帮他一把，一旦上了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骏马便阔步前行。那神气，那动作好让我们这些不会骑马的人赞美、羡慕。从此，主席又多了一项活动——骑马。
我从来没骑过马，所以对骑马没什么兴趣。有一回，我在住地与浴场之间必经的一条公路上练骑马，突然过来一辆汽车，马惊了，它顺着公路向通往海边的大路奔跑去，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地抱着马脖子，胡乱地拉马缰绳，平时训练时学的那几手不知忘到那儿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紧要关头，马居然停下来。从此，我对懂事的军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认为它救了我一命。练骑马不是件轻松的事，几天下来我浑身酸疼。特别是大腿内侧几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杀得钻心的疼。有一天我本应陪主席去游泳，我谎称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罢？”
“你怎么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尝尝拚命是什么味道，就应该下去。”
我不甘示弱，咬着牙下了水。海水杀着我的大腿像火烧一样疼。
从海边回到住地，下了汽车主席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主席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我期待他教我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到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笑了。
可是我当时赌气地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还要骑马去。”说完这句话我一想，这不就是主席的“激将法”吗。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这么说你还是想练的，那好，就继续练吧。你不会骑马就去不成黄河，长了这么大，连黄河都没有亲眼看过，你会后悔的。你要知道黄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现在搞建设，不让它做贡献，它会不高兴哩。我了解黄河，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工作人员接着练骑马。我还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这次我才真正地体会并理解了主席对去不成黄河的遗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
后来主席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汇报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况。主席听后又是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他还是要去。他对我说：“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看来，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脏也不好。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让主席身体恢复健康，而准备在72 年2月如期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们医疗组进行了大力的抢救治疗工作。最后病情终于好转，顺利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主席在患病期间，为恢复中美关系及开展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决策，从而使两国敌对状态得以缓解。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我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真难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无所畏惧，不顾自己的身体，执着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我顿时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他说：“你这个人呀，马克思和列宁都叫我回来了，我不是挺好吗？”
“是呀，你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也感动了我。去，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黄河，怎么样？”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输地说。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来精神高度紧张和连续的超量工作，疲劳成疾，我病得实在难以再支撑了。主席亲切地叮嘱我，“先回去好好看病，养养身体。”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主席，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医院里，虽然人是在接受检查治疗，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样仍然想着去黄河的事，好像觉得这件事没能做到，没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在我心中总是块心病。
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随305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住进了医院大楼旁边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工作人员住的地震棚只有顶棚和铺板，四面通风，就搭在唯一的一条通道旁。医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必须从这里通过。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剂量的心脏病药物外，就是坐在棚子里，面朝着这条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东西。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有一辆中型吉普车满载着沉甸甸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层草绿色的军用雨布，从这条路上开过。看到这辆车从我眼前开过，我的心才稍觉平静下来。车上尽管伪装得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对它们太熟悉啦。雨布下面放的是一个个蓝色的氧气钢瓶，每天都必须以空瓶来医院换走充满氧气的新瓶。我每天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东西，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吉普车只是来去急速地驶过，我也能从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变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取走的氧气瓶逐渐地增多，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我默默地看着战士们搬动氧气瓶，每次我都想去打听主席的情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们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规定。没有主席的消息，我心里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说的许多的话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主席苦恋了大半辈子的黄河，难道他真的再也不能亲身实地的去看看了吗。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于是，我写下了这样四句，虽算不得七绝的诗句，但确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达积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黄河之恋》
“远离非易近易难，
十年频梦九交谈。
狂涛飞虹神游遍，
纵到黄河心不甘。”
三、毛泽东的生死观
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我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自己的死，为什么？这个问题应由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说的是1963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我好奇地问。
主席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我宽慰他说。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我。
“好。”我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我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我的话，主席笑了。他掐灭烟头说：
“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主席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主席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主席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我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我：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我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我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主席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我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我直率地说：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主席看着我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我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主席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我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我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全文是这样的。
“倡议实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对这件事到底应该怎样看呢？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得非常好。
邓小平同志说：粉粹“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粹“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同志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时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的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毛泽东同志，你在广大人们心中一直深深留着美好的印象。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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