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晶，一定的文化又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场景，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一点在杰出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人，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甚至还主动地从中吸收营养。
首先，毛泽东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中深受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影响。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文化一开始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宇宙本源的追寻。在理学家看来，“太极”或“道”或“理”，代表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最终根据，只有真正体认并依照这一根据，人们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并指导人生。将宇宙的本源归结为某种虚幻的精神实体是唯心的，但从本源上探讨宇宙和人生的致思方向还是有其合理性。湖湘文化在两宋时期形成的这种重视探寻大本大源的理学传统代有传人，特别是通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发扬光大后，对近代湖湘士子影响尤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等人的事功、思想，又深受其师杨昌济的影响，在思想上很快便进入一个新天地。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其理由之一是曾氏能探得“大本大源”。他认为大本大源即是“宇宙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若以此大本大源相号召，则天下之心无有不动，天下之事无有不能为，国家无有不富强，人民无有不幸福。因此，他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将全部工夫放在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上，“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由此可见，毛泽东一方面吸取了湖湘文化中关于“大本大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将其与对社会的改造联系起来。这种高度重视真理探求、重视哲学世界观改造的思想，无疑是对重视“大本大源”的湖湘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和平时期，毛泽东之所以不惜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理论思考和著述，并不断在党内外发起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不能说与此无关。
其次，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特点也在毛泽东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自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等人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探求国家治乱兴亡之道。此后，这一特点也被湖湘学者继承下来并加以弘扬。和近代许多湖南有志之士一样，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受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就读一师时，他曾广泛接触包括王船山在内的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并经常到船山学社聆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对前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极表认同和向慕。他还在“修身”课的笔记中认真抄下了王船山论圣贤与豪杰的语录：“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并释“圣贤”为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够成就“大功大名”的“德业俱全者”。这表现出与船山同样的以治学与治世并重的人才观。从这一点出发，他称赞曾国藩是不同于单纯传教之人或单纯办事之人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也是前述他“独服曾文正”的另一理由。由于对经世致用学风和内圣外王人格的强烈认同，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激越的救世情怀，自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他曾经写道：世上“小人”太多，故“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而他创立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更是他救世济民伟大抱负的直接体现。可以说，毛泽东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走向省城，从湖南走向全国，直至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
第三，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历代湖南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正确处理知行关系、高度重视实践作用的典范，之所以如此，自然也与他早年所受湖湘文化影响有关。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毛泽东在形成自己知行观的过程中明显受到其师的影响，这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多有体现。为了实现知行结合和以行求知，他又特别重视实地调查，以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曾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还远游北京、上海等地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教。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这种重实际、重调查的学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四十年代，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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