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1、战略威慑思想。
战略威慑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以及发展尖端武器的思想中。
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军事威慑说到底是造势的艺术，是通过人与武器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的气势给敌人造成心理的震撼而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最主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战争为军事威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前提。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首先，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一切战略战术的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作战样式和情况之错综复杂，是世界上所罕见的。这样的战争实践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军事威慑在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根本上说是以人民战争思想作基础的。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指出："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产生的基础。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与广大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人民群众的广泛参战，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红军力量的迅速扩大"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说："我们去打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才提出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著名论断，并把它运用于战争实践中。
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在红军创建之前就已经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达到了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与军事威慑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统一战线作为人民战争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形成，也为军事威慑的实施创造了前提条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这是因为统一战线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了广泛的运用空间，使军事威慑有了充分的时机和条件。毛泽东在处理具体事情时说过："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这样的游击战争势必会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慑，从而有利于改变极其不利的战争形势。
其次，统一战线直接形成了对敌威慑的力量。统一战线所显示出来的威力，影响着敌人的战争决策和战斗行动。在一般战争条件下，一方要实施军事行动，往往要考虑削减或消除对方联盟所产生的影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列举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说明了拆散敌方联盟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力量超出了合作各方力量的简单相加，往往会造成敌人在作战行动中的瞻前顾后、踌躇不前，甚至产生失败的情绪。1924年，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直接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北洋军阀势力闻风丧胆。1936年，当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重危机的时候，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对反动派的震慑作用，指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将产生的威力。他说："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建国以后的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为标准，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一切国际和平力量，孤立、打击最反动的侵略扩张势力，慑止他们企图挑起的战争。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表明，任何时期的任何军队，都懂得军事威慑的重要性，也都试图在战争中发挥威慑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既要尽可能地对敌方形成军事威慑，又要防止敌方对己方形成军事威慑。因此，威慑和反威慑就成为存在于战争中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统一体。
在强调军事威慑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反威慑。在中国革命的大多数时期中，革命军队都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反威慑的形势比实施威慑显得更加严重和紧迫。毛泽东反复告诫革命军队，要消除对敌人的恐惧心理，削弱和消除敌人对革命军队的威慑作用，振奋自己的士气，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利用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趁机制造气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并提醒全党："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攻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解放战争初期，针对党内一些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存有恐惧心理，毛泽东反复强调军内各级领导要动员全军克服恐惧心理。他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他告诫全军高级干部："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1946年7月，他在给郑位三和李先念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很多。"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思想，从战略的高度形象生动地揭露了敌人凶残而虚弱的本质，阐明了正义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了人民军队必胜的信心，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些人的恐惧心理，为革命军队实施反威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建国以后，针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1957年11月写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1958年12月又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对过去的论述作了补充和解释。1960年5月，他在和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并把这一思想继续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核威慑的企图。
发展尖端武器思想。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核武器，在军事威慑理论中就有了"核威慑"的概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制定和实施核威慑战略。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了核武器是一种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威力极大、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他针对美国实施核威慑战略，根据世界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提出了在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还要发展尖端武器的思想。他认为，要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保卫国防，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原子弹不仅是实施军事威慑与反威慑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一个国家军事及综合实力的反映，没有核武器，就无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抗衡，军事威慑与反威慑就会大打折扣。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着手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有关部门在当年就建立了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1960年2月，在苏联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协定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把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尖端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规定为我国国防建设的第一项任务，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突破尖端技术这一关，并明确了今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方针：在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下，应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而以导弹为第一，同时注意发展电子技术。6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尖端武器的研制一度陷入困境。这时，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制要下马。毛泽东明确地指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两次谈话中也都讨论了原子弹问题。
毛泽东发展尖端武器的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引起普遍的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此极为惊慌，它们"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1964年10月，在国内许多优秀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同时，中近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的研制也进展顺利。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地对地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建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尖端武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其意义十分重大。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效地慑止了敌对势力的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
2、战役、战术威慑思想。
军事威慑作为一般的战役和战术手段，主要体现于战争过程和战争结果中。
第一，战争过程中的威慑。
战争过程是敌对双方利用各种军事手段进行斗争的过程，是作战双方实现战争目的最直接阶段。它包括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敌对双方为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手段；为使这些战略战术手段发挥效能，实施的一方都要力争根据所掌握的敌方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隐蔽的行动，以保证作战行动的可靠性和突然性。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手段，如制造假象、虚张声势、显示实力等等，扰乱敌方的视线，使敌方发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以造成有利于己方的形势。特别是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更注重寻求这样的作战效果。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作战双方战略战术意图的有意隐蔽，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对情况判断往往会出现误差，表面、虚假的情况就会起作用，环境对作战决心的影响就会增大。这就为军事威慑提供了机会，这正是战争过程中军事威慑能够发生作用的机制。
在战争准备阶段实施军事威慑时，敌对双方的目的往往不同。主动进攻的一方一般是通过军事威慑造成对方的心理压力甚至精神上的崩溃，削减进攻时的抵抗力；被动防御的一方一般是通过军事威慑造成对方的忧虑甚至恐惧，削减其进攻力或制止战争的发生。这一阶段军事威慑的方法根据威慑对象的不同可分别采取显示实力、传播战斗决心、宣扬士气等。1940年，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出指示："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山西和河北--引者）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这种威慑方法，就是通过传播共产党八路军与汉奸以及顽固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来制止国民党的磨擦，维护统一战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为遏制可能再次发生的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袭击，故意公开宣布了新编成的新四军的编制和实力，以及反击顽固势力的决心。他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入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这种显示实力和决心的威慑方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战争实施阶段的军事威慑与战争准备相比要复杂得多。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军事威慑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利用灵活的战术行动实施威慑。毛泽东历来提倡作战中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作战形式主要有三种，即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这三种形式在不同的时期居于不同的地位，它们的科学运用和灵活转变本身，则能对敌形成威慑。
在革命战争中，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游击战长期在战役和战斗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甚至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因此，毛泽东对游击战本身的威慑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游击战的威慑作用主要来源于它的灵活性，即利用灵活多变的方法使敌人产生恐惧。这种方法一方面，能够造成国民党军内部产生"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另一方面，"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有鉴于此，毛泽东把游击战的这种威慑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二是"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中分析道："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为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处游击深为恐惧。"
在毛泽东看来，适时地采用运动战也能够产生威慑效果。他在1936年7月讨论如何对付日军的进攻时指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是运用运动战的威力，使敌军丧失"攻击精神"，成为"惊弓之鸟"。
阵地战的威慑往往发生在己方实力等于或大于敌方实力时。对此，毛泽东也有认识。平津战役时，他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主张，充分利用炮火封锁，使敌产生动摇。他说："假如你们能用炮火完全封锁塘沽，使他感到走投无路，此种方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
其次，在战役和战斗中通过造势实施威慑。军事威慑的目的之一是要给敌人造成错觉，使其作出错误的判断。毛泽东认为，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中，都可以寻找机会，营造一种势，给敌人造成错觉，从而达到威慑的目的。如何给敌人造成错觉，毛泽东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种事情。"
在具体的作战形式中，造势的方法各不相同。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都处于重要地位，所以在实践中毛泽东对游击战中的造势问题体会得最为深刻，论述得也最为全面和细致。他认为，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而这种进攻的形式必须是袭击。他说："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34年所著的《游击战争》一书中，专门用很大的篇幅来论述袭击问题，并且展开了对袭击中军事威慑的讨论。他认为，为袭击创造条件的方法很多，其中以造势实施威慑为主要方法之一。在这里他列举了两种造势办法，其一是"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人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其二是"疲劳与恐吓敌人。例如动员民众坚壁清野，使进攻之敌饥疲不堪。又如将游击队分为数起，或派遣许多游击小组，不时进袭驻止之敌，使之一夕数惊，发生疲劳情绪，然后选择适当之时机袭击之。若敌人虽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布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另外，毛泽东还把扰乱作为袭击的附属手段，而扰乱过程的本身，就是军事威慑的过程。他说："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其方法如次：（1）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2）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3）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这些方法，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以及后来的许多战争中都得到了灵活的运用。
第二，战争结果的威慑
战争结果是指通过战争造成的既成事实。一方胜利的战争结果，往往能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威慑。它能够向对方显示己方的破坏力和意志力，它能够使对方感到与己方作战所承担的风险或将付出的代价。因而，战争的胜利不仅会给对方造成军事实力的损失，而且还会给对方造成心理意志的损失。战争结果的威慑，就是通过显示胜利的事实，或夸大胜利的因素，增加对方心理意志损失的过程。
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和运用战争结果的威慑作用的。首先，在作战中他反复强调，要争取战役和战斗的胜利，要打歼灭战，即使在敌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要创造条件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争取战役或战斗的胜利。他认为，"即使是小胜仗，亦足以长人民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为了争取胜利，他提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方针、方法和原则。在抗日战争中，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新四军陈毅、粟裕部在苏北进行了黄桥战役，歼灭顽军1万1千多人，使顽军不敢再搞磨擦。毛泽东称赞道："陈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又从刘邓大军的作战中总结出了经验："必须集中优于敌人五倍或四倍至少三倍的兵力，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至两个团，振起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歼敌第二部、第三部，各个击破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就是"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
其次，毛泽东主张利用显示胜利对敌人实施威慑。他认为，战役或战斗的胜利，不仅要让敌人直接感受到，而且还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形成更大范围对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信心，从而给敌人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直罗镇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它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其意义十分重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主张大张旗鼓地宣传胜利的成果，他说："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同时，用我们的胜利告诉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用我们的胜利告诉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蒙古，"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他的侧翼和后路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指示各部队，要不失时机地扩大胜利的影响力，振奋我军的士气，动摇敌人的信心。
总之，毛泽东倡导的战争过程中的军事威慑是与实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军事威慑为实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战的结果进一步增强了军事威慑的威力，双方在相互促进中形成了良性循环，推动着战争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3、军事威慑的实施条件。
军事威慑能不能发挥效能，除了取决于实施威慑的一方能否运用灵活多变的造势方法以外，还取决于是否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
第一，军事威慑要以一定的军事实力为基础。
军事威慑是以显示实力，营造气氛为特征的。要构成军事威慑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即战斗力，因为它是构成威慑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能够提高威慑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一旦威慑失效，可以立即转入实战。军事实力主要由人和武器的结合而构成，其中人居于主导地位，是实施军事威慑的主体；武器居于次要地位，却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武器可以决定军事威慑的成败。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再到军队的军事训练，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使人民军队保持了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战斗力，为在各种条件下实施军事威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军事威慑要适时转换目标。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军事威慑根据其目标范围的不同，可分为普遍威慑和特定威慑。普遍威慑是指没有特定目标的威慑，一般适用于进攻战略，具有潜在性和长期性；特定威慑是指具有特定目标的威慑，既适用于进攻战略，也适用于防御战略，具有表面性和短期性。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的原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明确地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准确判明谁是最主要的敌人，把最主要的敌人确定为战略、战役和战术上的威慑目标。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积极防御的特点，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的军事威慑，一般为特定威慑。而特定威慑的短期性特征又使得军事威慑目标根据不同的环境适时地发生着变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作为主要的威慑目标，一切军事威慑的发生都是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展开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统一战线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适时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把日本帝国主义始终作为军事威慑的主要目标，把威慑的目的确定为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最终彻底消灭敌人。而对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作为军事威慑的次要目标，威慑的目的也确定为慑止敌人的军事进攻。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威慑目标又转向了坚持内战、卖国、独裁政策的蒋介石集团。
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适时变化军事威慑目标的思想更加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当美国对中国构成威胁时，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当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时，毛泽东主张进一步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并把大量的轰炸机和导弹集结于北方，迫使苏联的侵略气焰加以收敛。
第三，军事威慑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任何战略战术的运用都必须把握恰当的时机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军事威慑也不例外。在一定条件下，军事威慑时机的把握往往关系到威慑的成败，这就需要实施威慑的一方把握住最佳的威慑时机。何为最佳威慑时机？一般认为，最佳威慑时机是指敌人发生迟疑、恐惧、疲劳、失败、孤立等情况的时候，此时的威慑获得成功的概率较之其他时候要大。
军事威慑时机是存在于战争过程中的客观实在，它取决于战场的有利态势、有利的地理条件、优势的力量对比、敌方内部的突发事件、己方的作战士气等因素。它的最大特点是转瞬即逝。它的存在既有极大的偶然性，又有极大的可控性。由于它给予作战双方的权利并不是均等的，对于甲方也许是最有利的取胜机会，而对于一方也许是灾难。因而，它始终是作战双方极力寻求或避免的东西。
毛泽东历来重视军事威慑时机的把握。他认为，要把握住转瞬即逝的威慑时机是不容易的，唯有那些虚心研究、勤于思考的人才有机会获得。因此，他在指挥战争时，把敌情、我情、地形以及主观指导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组成的战争态势，作为寻找军事威慑时机的思维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跟随战争发展的进程去实现威慑的目的。毛泽东历次对敌实施军事威慑的成功，无不是这一思维活动的结果。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把握军事威慑时机的正确与否，不能单纯以威慑的成功与否为标准，还要看它是否实现了其他战略战术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是否达成了与其他战略战术的一致性。例如在战役或战斗中，当己方的军事实力超过敌方而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原则时，军事威慑的时机的选择往往要十分慎重，威慑实施的过早，容易将敌人吓跑，增加歼敌的难度；威慑实施过晚，容易使威慑失效。对此，毛泽东不断提醒并建议前方指挥员，要求他们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要过早惊动敌人"、暂停进攻、包围感化等措施，消除威慑过早带来的不必要麻烦。平津战役中，毛泽东指示杨成武部停止进攻归绥，徐向前部停止攻击太原，以防惊恐中的国民党军队从平、津、张、唐逃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欲进攻国民党白崇禧部时，毛泽东提醒道："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即是典型的例子。
4、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的现实意义
由于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顺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因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中最精彩、最具特色的思想之一。尽管现代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有很大的不同，但战争的规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革命战争自身所固有的特质仍然按照传统的轨迹向前发展着，毛泽东的军事威慑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毛泽东的军事威慑思想中所透射出来的与时俱进、机动灵活、以弱胜强的思想灵光，依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
第一，军事威慑是现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军事手段之一。
高科技手段在战争中的应用，提高了战争的效率，使现代战争活动变得异常残酷和激烈。在战争中物质财富的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战争需求和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强弱，都不能不考虑和权衡战争的得失。这为军事威慑发挥其抑制战争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同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存、互补、互求、互利成为客观需要。世界各国也都争相利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大好时机，致力于发展经济，力争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另外，世界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抑制和消除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能够有效地抑制战争的军事威慑手段就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之一。
中国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军事威慑战略战术的运用，除了具有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环境和条件。
首先，中国政府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一切争端，反对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扩张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同政治、经济、外交等斗争密切配合，努力遏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使经济建设免遭战争的冲击。
其次，中国不仅具有反击一切侵略战争的决心，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就核力量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积极遏制，有限报复"的核战略，这一战略表明，中国已经建成了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有限、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平时用于震慑敌国，以遏制战争爆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战时一旦遭敌核袭击，将用于对敌要害目标实施有效核反击，以达成有效核报复的战略目的。
再次，未来局部战争中中国将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综合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军队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悬殊。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军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敌强我弱的状况将长期存在下去。军事威慑手段不仅是能够产生效力的军事手段，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
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并经过这种特定环境检验的军事思想。它所包含的诸如威慑的目的、威慑的条件、威慑的方法等内容，不仅适合于中国以往的战争条件，也适合于中国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条件，因而必然成为中国未来战争中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
第二，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为现代战争中我国军事威慑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现代战争与以往战争的根本不同在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新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构成了战斗力的主要部分之一；由于高科技手段在战争中的应用带来了战略战术思想的新变化。然而，这些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并没有改变战争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比如，战争中人与武器的关系并未随着高新武器的出现而发生质的变化。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是人发明和使用的，再新的武器也要靠人制造和使用。因此，那些按照战争规律发生和发展的战略战术，在现代战争中依然会发生效力，现代战争的理论体系也会在这些战略战术的基础上建构起来。毛泽东的军事威慑思想正是这样一种遵循着中国战争规律建立起来的战略战术，它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威慑理论的基础。
首先，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的理论体系，成为现代威慑理论的基本框架。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尽管产生于革命战争环境，那时作战兵种单一，武器装备水平低下，战略战术相对简单，但它内容完整，层次分明。它既有战略层面的论述，又有战役和战术层面的分析；既有理论上的抽象，又有实际案例的剖析，是一个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思想体系。现代战争尽管兵种繁多、武器装备先进、作战样式复杂，但抑制战争的机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军事威慑仍然需要层次性。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中所包含的战略威慑与战役、战术威慑的互相配合、合理运用的运行机制，依然是现代军事威慑理论的基本内容。
其次，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是现代军事威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的层面来看。中国未来高技术条件的战争依然是人民战争，正如《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所说：中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是当代统一战线的新形式，它的基本内涵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一切国际和平力量，孤立、打击最反动的侵略扩张势力。这和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当今世界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国际恐怖主义异常猖獗，中国所面临的反威慑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仍然表现出了极强的现实性；超级大国和敌对国家利用核威胁、核讹诈持续的非实战性的对抗和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仍然是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些新型的武器装备实战能力越大，实行报复的决心越强，反威慑的效果就越好。可见毛泽东关于发展高科技武器的思想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从战役、战术的层面来看。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战争准备阶段的军事威慑在现代战争中显得更加重要。人民解放军通过多次军事演习，通过现代化武器装备在国际上的多次展示，来显示维护国家统一、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都是这一威慑方法的具体运用。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威慑思想不仅为现代战争条件中国军事威慑思想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且有的可以直接拿来运用，有的则为新条件下的军事威慑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借鉴。特别是，毛泽东军事威慑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思维方式，永远是指导我国军事威慑思想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文作者马骏杰，《军事历史研究》供稿） |